【他山之石—國際工運經驗】期待進步的工運改革力量 美國工會改革運動簡介系列（四）：史威尼三人組的侷限
由 bankunions 於 週二, 09/11/2007 - 05:56 發表
「一個團結有力的總工會！」（One Big Union!）如果你是五、六年級生，可能還記得那部描寫美國左翼記者John Reed的電影「烽火赤焰萬里情」，時代背景大約是一百年前，勞動鬥爭現場到處可見「世界產業工會」（IWW）的這句口號。當時的進步工運認為，勞工應當按照「產業別」組織起來，才能夠壟斷勞動力供應以產生與資本相抗衡的力量，而且這些力量在一國範圍內，應當聚攏集中在同一個總工會，然後進行跨國集結，就是一個不折不扣的「世界產業工會」。
超過半個世紀之後，在對抗種族隔離制度鬥爭中，扮演重要動員力量的南非左翼總工會COSATU，繼承了這個精神，他們響徹雲霄的呼聲是：「一個產業，一個工會！」（One Industry, One Union!）另外，「組織一切還沒有組織化的工人！」（Organize the unorganized!）則是美國「產聯」（CIO）於1935年成立之際的口號。在以土生白人為中心的「勞聯」（AFL）獨霸美國工運的時代，就像電影「鋼鐵正義」（The Union）中的黑人一樣，女性、少數族裔、新移民是被主流工會所排斥的；於是「產聯」另闢蹊徑，組織新的群眾以對抗愈來愈趨壟斷的資本集團。但是，在二戰之後「恐共」氣氛的籠罩下，這種開闊性的組織策略卻愈來愈罕見。
■組織策略優劣互見
美國隨著製造業外移第三世界國家，失業問題惡化，就業機會變少；工會因此會員數減少、會費收入降低，發展新會員成為工會重要任務。但是，大部分工會卻不集中資源於該產業尚未組織到的工人，只是偷懶去合併一些小工會，藉以維持會員數在一定規模；更糟糕的是，工會的合併沒有組織策略可言，甚至違反「產業別」原則。例如：很多礦工明明還沒有加入工會，「礦工工會」卻跑去組織大學的行政職員；「作家協會」竟然合併到「汽車工人工會」之下。結果，由於多數工會是靠相互合併、而非擴展新會員，來維持工會規模，就整體工運而言，組織率還是不斷下降。
美國總工會（AFL-CIO）理事長史威尼，在領導其「服務業工會」時有靈活的組織策略，把廣大無組織的清潔工及看護工納入工會，不但提升了自身工會的實力，也為整體工運注入生力軍（詳見第29期會訊）。但史威尼成為總工會理事長之後，也能夠影響會員工會形成更有效的組織策略嗎？這是美國進步工運份子對史威尼等領導幹部提出的第一個疑問。史威尼及他的副手川卡，在他們各自出身的工會理事長任內，都曾經以較戰鬥性的態度面對勞資鬥爭並取得勝利，當他們主政總工會之後，能夠把這種戰鬥態度引導至其他工會嗎？則是進步工運人士對其第二個質疑。
事實上，新領導班子上台後，也是注重工會「頭人」間的人情世故，大於重視整體工運的氣勢提升，所以對會員工會的爭議採取不干預的態度，而平白喪失了不少提振工運情勢的機會。最早的一個例子，就是1995年7月在底特律同時發生的兩家大報社罷工案。當時還是總工會改選的競選期間，史威尼及川卡親至罷工線上為工人加油打氣，川卡並建議勞方應準備大規模的示威遊行活動，因為這兩家報社分屬美國最大的兩家報業集團，只要罷工工人能夠結合其他在地工會的勢力，炒熱這件爭議到達一定政治熱度，資方就會有很大壓力。
但當時地方分會領導人只想發起較靜態的杯葛活動，靜待「勞動關係委員會」NLRB的裁決。等到勞方發現情勢不妙，要求已經當選的新領導班子帶領大規模遊行時，總工會那邊反而退卻了。因為1996年是總統大選年，「頭人」們不想讓正爭取連任的民主黨政府太過難堪，撐到1997年才發動了一個遲來的小規模遊行，對勞方根本沒有實際幫助。
■總工會的官僚化與世故政治
史威尼三人組當初競選時，代表改革派的勢力，當選之後，也的確作了一些事情。例如加強基層組織工作、強調直接行動等，還把以前執行冷戰恐共戰略的駐外機構，改組成「勞工團結中心」（Solidarity Center），引進若干進步份子，協助美國以外的各地工人推展工運。現在台灣的勞工團體，便是經由「勞工團結中心」牽線，與中美洲的工會進行國際串連，共同對抗台商的血汗工廠。
不過這些進步仍有侷限。新領導班子就如同許多政治人物一樣，在競選時擺出改革清新形象，攻擊對手的保守反動，當選之後，就宣稱一切回到平常的正軌，並與所有工會內組織化的基層「民主派」保持距離，彷彿當初只是競選時的宣傳謀略而已。
除了前述所言，在組織策略及勞資對抗態度這兩個面向上，總工會缺乏有效方式引導會員工會集中資源、提升局勢之外，進步工運人士對新領導班子尚有若干疑問：
1.政治集中方向的問題：雖然工會對民主黨政策已愈來愈無約束力，新領導班子仍不改幾乎無條件支持的態度，而缺乏關於支持或成立兩大黨外的勞工政黨的討論。
2.基層組織的問題：雖然總工會花了不少時間與資源進行基層組織工作，但根據統計，在「勞動關係委員會」NLRB那裡獲得認可成立工會的比例並不高，一方面是太依賴外部進入的專職組織者、而忽略從基層找出在地組織者，一方面是太陷入順法鬥爭、缺乏更戰鬥性的組織方式。
3.直接行動的問題：直接行動是好的，但直接行動到底意味著對抗資本時的戰鬥性，還是只是官署議會前的「立法請願運動」？
4.如何看待勞資關係：有位德國工人看過史威尼的著作《美國需要提昇》（America Needs a Raise）之後，感慨史威尼的想法充滿了美國中心主義。的確，新領導班子對勞資關係的看法，仍不脫主流所謂的「伙伴關係」；如果他們認為勞工福利是依賴於強大國家經濟力量之上的話，那麼他們看待美式的帝國主義經濟與對外戰爭的立場，可想而知。
工運人士總結新領導班子的侷限，其因不外是民主改革勢力尚未完全滲透至基層，大部分工會仍然是由總會少數「頭人」專權，更別說總工會這個上級組織，其人事與決策操控在少數工會官僚身上，基層群眾完全沒有參與餘地。
■宮廷政變或群眾起義？
如果沒有堅實群眾力量的基礎，工會高層領導的更換，可能只是宮廷內部的權力鬥爭而已，其根本上的進步性恐怕有限，唯有引進基層的組織化群眾，方能確保工會民主與勞工權益的日益進步。在這樣的想法下，早在1969年，美國若干工運人士便成立了「工會民主協會」（Association for Union Democracy，AUD），倡導工會民主與基層會員的權益，他們認為，有戰鬥力的進步工會，必然是基層會員能夠充分民主參與的工會。
其後，有些工會內部也開始成立常設的改革派組織，其中較著名且目前仍持續運作的，除了「卡車司機民主派」（Teamsters for a Democratic Union, TDU）。之外，還有「汽車工人工會新方向運動」（UAW New Directions Movement）。伴隨著這些工會改革運動，也產生了新興的工運團體，他們關注工會民主改革的進程，引介進步的工運思潮與策略給組織者與基層會員，其中佼佼者便是製作過不少勞教手冊、並有定期刊物發行的「勞動筆記」（Labor Notes）。如果各位有興趣，這些團體的網站擁有不少豐富勞教材料，經由網站連結，可以找到更多的工會改革組織。經由這些團體的努力，我們可望在二十一世紀發現更多進步工運的傳承出現。
■相關網站：
「工會民主協會」網站：
http://uniondemocracy.com/
「卡車司機工會民主派」網站：
http://www.tdu.org/index.html
「汽車工人工會新方向運動」網站：
http://www.uawndm.com/
「勞動筆記」網站：
http://www.uawndm.com/
作者簡介:
敬仁勞工中心主任出刊日期:
2003/08/15期數:
第三十二期超過半個世紀之後，在對抗種族隔離制度鬥爭中，扮演重要動員力量的南非左翼總工會COSATU，繼承了這個精神，他們響徹雲霄的呼聲是：「一個產業，一個工會！」（One Industry, One Union!）另外，「組織一切還沒有組織化的工人！」（Organize the unorganized!）則是美國「產聯」（CIO）於1935年成立之際的口號。在以土生白人為中心的「勞聯」（AFL）獨霸美國工運的時代，就像電影「鋼鐵正義」（The Union）中的黑人一樣，女性、少數族裔、新移民是被主流工會所排斥的；於是「產聯」另闢蹊徑，組織新的群眾以對抗愈來愈趨壟斷的資本集團。但是，在二戰之後「恐共」氣氛的籠罩下，這種開闊性的組織策略卻愈來愈罕見。
■組織策略優劣互見
美國隨著製造業外移第三世界國家，失業問題惡化，就業機會變少；工會因此會員數減少、會費收入降低，發展新會員成為工會重要任務。但是，大部分工會卻不集中資源於該產業尚未組織到的工人，只是偷懶去合併一些小工會，藉以維持會員數在一定規模；更糟糕的是，工會的合併沒有組織策略可言，甚至違反「產業別」原則。例如：很多礦工明明還沒有加入工會，「礦工工會」卻跑去組織大學的行政職員；「作家協會」竟然合併到「汽車工人工會」之下。結果，由於多數工會是靠相互合併、而非擴展新會員，來維持工會規模，就整體工運而言，組織率還是不斷下降。
美國總工會（AFL-CIO）理事長史威尼，在領導其「服務業工會」時有靈活的組織策略，把廣大無組織的清潔工及看護工納入工會，不但提升了自身工會的實力，也為整體工運注入生力軍（詳見第29期會訊）。但史威尼成為總工會理事長之後，也能夠影響會員工會形成更有效的組織策略嗎？這是美國進步工運份子對史威尼等領導幹部提出的第一個疑問。史威尼及他的副手川卡，在他們各自出身的工會理事長任內，都曾經以較戰鬥性的態度面對勞資鬥爭並取得勝利，當他們主政總工會之後，能夠把這種戰鬥態度引導至其他工會嗎？則是進步工運人士對其第二個質疑。
事實上，新領導班子上台後，也是注重工會「頭人」間的人情世故，大於重視整體工運的氣勢提升，所以對會員工會的爭議採取不干預的態度，而平白喪失了不少提振工運情勢的機會。最早的一個例子，就是1995年7月在底特律同時發生的兩家大報社罷工案。當時還是總工會改選的競選期間，史威尼及川卡親至罷工線上為工人加油打氣，川卡並建議勞方應準備大規模的示威遊行活動，因為這兩家報社分屬美國最大的兩家報業集團，只要罷工工人能夠結合其他在地工會的勢力，炒熱這件爭議到達一定政治熱度，資方就會有很大壓力。
但當時地方分會領導人只想發起較靜態的杯葛活動，靜待「勞動關係委員會」NLRB的裁決。等到勞方發現情勢不妙，要求已經當選的新領導班子帶領大規模遊行時，總工會那邊反而退卻了。因為1996年是總統大選年，「頭人」們不想讓正爭取連任的民主黨政府太過難堪，撐到1997年才發動了一個遲來的小規模遊行，對勞方根本沒有實際幫助。
■總工會的官僚化與世故政治
史威尼三人組當初競選時，代表改革派的勢力，當選之後，也的確作了一些事情。例如加強基層組織工作、強調直接行動等，還把以前執行冷戰恐共戰略的駐外機構，改組成「勞工團結中心」（Solidarity Center），引進若干進步份子，協助美國以外的各地工人推展工運。現在台灣的勞工團體，便是經由「勞工團結中心」牽線，與中美洲的工會進行國際串連，共同對抗台商的血汗工廠。
不過這些進步仍有侷限。新領導班子就如同許多政治人物一樣，在競選時擺出改革清新形象，攻擊對手的保守反動，當選之後，就宣稱一切回到平常的正軌，並與所有工會內組織化的基層「民主派」保持距離，彷彿當初只是競選時的宣傳謀略而已。
除了前述所言，在組織策略及勞資對抗態度這兩個面向上，總工會缺乏有效方式引導會員工會集中資源、提升局勢之外，進步工運人士對新領導班子尚有若干疑問：
1.政治集中方向的問題：雖然工會對民主黨政策已愈來愈無約束力，新領導班子仍不改幾乎無條件支持的態度，而缺乏關於支持或成立兩大黨外的勞工政黨的討論。
2.基層組織的問題：雖然總工會花了不少時間與資源進行基層組織工作，但根據統計，在「勞動關係委員會」NLRB那裡獲得認可成立工會的比例並不高，一方面是太依賴外部進入的專職組織者、而忽略從基層找出在地組織者，一方面是太陷入順法鬥爭、缺乏更戰鬥性的組織方式。
3.直接行動的問題：直接行動是好的，但直接行動到底意味著對抗資本時的戰鬥性，還是只是官署議會前的「立法請願運動」？
4.如何看待勞資關係：有位德國工人看過史威尼的著作《美國需要提昇》（America Needs a Raise）之後，感慨史威尼的想法充滿了美國中心主義。的確，新領導班子對勞資關係的看法，仍不脫主流所謂的「伙伴關係」；如果他們認為勞工福利是依賴於強大國家經濟力量之上的話，那麼他們看待美式的帝國主義經濟與對外戰爭的立場，可想而知。
工運人士總結新領導班子的侷限，其因不外是民主改革勢力尚未完全滲透至基層，大部分工會仍然是由總會少數「頭人」專權，更別說總工會這個上級組織，其人事與決策操控在少數工會官僚身上，基層群眾完全沒有參與餘地。
■宮廷政變或群眾起義？
如果沒有堅實群眾力量的基礎，工會高層領導的更換，可能只是宮廷內部的權力鬥爭而已，其根本上的進步性恐怕有限，唯有引進基層的組織化群眾，方能確保工會民主與勞工權益的日益進步。在這樣的想法下，早在1969年，美國若干工運人士便成立了「工會民主協會」（Association for Union Democracy，AUD），倡導工會民主與基層會員的權益，他們認為，有戰鬥力的進步工會，必然是基層會員能夠充分民主參與的工會。
其後，有些工會內部也開始成立常設的改革派組織，其中較著名且目前仍持續運作的，除了「卡車司機民主派」（Teamsters for a Democratic Union, TDU）。之外，還有「汽車工人工會新方向運動」（UAW New Directions Movement）。伴隨著這些工會改革運動，也產生了新興的工運團體，他們關注工會民主改革的進程，引介進步的工運思潮與策略給組織者與基層會員，其中佼佼者便是製作過不少勞教手冊、並有定期刊物發行的「勞動筆記」（Labor Notes）。如果各位有興趣，這些團體的網站擁有不少豐富勞教材料，經由網站連結，可以找到更多的工會改革組織。經由這些團體的努力，我們可望在二十一世紀發現更多進步工運的傳承出現。
■相關網站：
「工會民主協會」網站：
http://uniondemocracy.com/
「卡車司機工會民主派」網站：
http://www.tdu.org/index.html
「汽車工人工會新方向運動」網站：
http://www.uawndm.com/
「勞動筆記」網站：
http://www.uawndm.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