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暴衝西進與全球佈局
520馬政府就職後，對中國之經貿政策可用一句「暴衝西進」來加以形容，短短一個月內就完成了客運包機及陸客來台、小三通全面擴大，人民幣雙向兌換及取消對中國的投資上限等。
但話又說回來，上述的鬆綁政策，早在兩年前民進黨蘇內閣就已積極規畫，只是在「經續會」（2006年6月）被以台聯黨為主的本土經濟派（主張全球佈局）所阻，而未能實現而已。若當時蘇修路線闖關成功，此一「暴衝西進」應已大部分完成於2006年。或許，蘇內閣對中國開放之港口，不會像馬政府那麼多（只限於桃園、小港），但還是殊途同歸，對中國傾斜、終極統合的結局即沒有兩樣。
「銀行登陸」、「兩岸金融鬆綁」也是2006年經續會的一場重頭戲，當時的行政院亦積極策畫跳過政府間的MOU（金融監理約定），讓銀行登陸。此一議案，同樣在與台聯等本土經濟派的熱烈攻防中被擱了下來。
2008年3月，國民黨在選戰中以「西進本宗」之姿態，獲得勝利，開啟了親中路線掌握全盤之局。
二、亞太金融中心、籌款中心之思維復活
7月1日，新任金管會主委陳樹走馬上任，所謂「新官上任三把火」，他第一天就發下豪語：「四年內讓本土銀行ROA達到1％以上，並將成立亞太金融中心協調委員會，依人才、資訊、整併、創新、誠信等組別推動亞太資產管理中心、亞太區域籌資與融資中心、亞太金融服務中心等三大中心。」
施政要有目標與理想，這一點我們予以肯定，但是，目標與理想之設定，須與現實切合，切忌好高騖遠。其實，亞太金融中心並非新的構思，早在1995年，行政院就已提出包括「亞太金融中心」的「亞太營運中心計劃」，結果毫無成效；西進統派當然就把此夭折的原因，制式的歸責於李登輝總統之戒急用忍政策。
但真正的原因應在於不自量力，因為台灣根本不具此一條件，這也是韓國、日本、越、泰都不敢奢望成為亞太籌款、金融、營運中心的主要原因。
倫敦之能成為金融中心，是它曾經有「日不落國」之國力優勢與英語民族（以盎格魯撒克遜人為主）的加持，紐約亦是。香港即有一個廣大的中國，上海崛起之後，起碼還有華南、珠江之廣大腹地。新加坡即扼有麻
沒有成長的經濟，金融中心也只是畫餅充飢而已。換言之，穩健有效的金融政策宜在全盤的經濟策略思考下進行，兩岸金融之鬆綁即必須以能壯大、健全台灣本土之經濟及金融為前提，心存僥倖，先拿開放兩岸金融當宣傳，以好高騖遠的金融中心、籌款中心做為幌子，絕不能解決台灣的金融與經濟。
三、腹瀉加瀉藥：金融鬆綁的盲點
建構亞太營運中心是劉內閣此次兩岸金融第一次大鬆綁的論述基礎。其中最大的盲點，是它誤信「開放」是解決問題的萬靈丹。面對低迷的股市，行政院
以上三項措施，都足以促使台灣資金西流中國，相對減少台灣股市的資金水位，無疑是腹瀉服瀉藥，不死也會半條命。
7月初台股之大跌〔註：自馬總統520就任至
五大措施中屬於資金之進項者，只有基金型的外國投資機構免再出具資金非來自大陸地區聲明一項〔註：另開放台灣ETF相互掛牌即屬中性〕，但因中國仍屬外匯管制國家，對台股資金之挹注效果至為有限，且具後遺症。
四、第二波金融大鬆綁
金管會評估，企業在國內外籌資用途限制一旦鬆綁，不但可提高企業來台籌資意願，也因為大部分資金，仍會用在國內投資，將具有帶動國內投資效果。但如果在台籌資大部分仍會用在國內投資，40％的限制何以會嚇阻企業在台的籌資意願？顯然這些金管會官員的評估是相當荒謬，且不合邏輯的。
至於國人可透過券商投資陸股，及中資可在第一上市等之鬆綁二案，因其對國內資金之外洩具有莫大的促進作用，對我國資本市場（股市）之衝擊，實不能小覷。
瑞銀證券一位主管日前預估，明年台股的本益比可能低到僅11.6倍。低本益比所表示的是，股市資金動能水平的降低，與股市資金之外移有密切之關聯。也就是說，第二次金融大鬆綁將對台灣的股市具加重瀉藥的功能。
五、人民幣在台兌換將加速國內投資及消費之萎縮
不讓金管會專美於前，央行亦在
過去國民黨政府基於對日本的厭嫌，儘管日本觀光客來台人數一直是名列第一，蔣政權對港幣、馬克、英鎊、星幣都開放，獨獨對日幣就是不開放在台兌換。但蔣政權對於日本觀光客之歧視，並未阻斷日本觀光客來台之興趣，顯然，為迎接中國觀光客，就匆匆開放人民幣兌換業務之決策〔註：雙方亦未訂定貨幣清算協定〕與意識形態（媚中的中原思想及對統一的迷思）脫不了關係。這一意識形態也正是在一大（中國）一小（台灣）的經濟統合中，台灣必被中國所磁吸、終必邊緣化的主要因素。
強勢的人民幣提供台灣國人一項安全而可靠的投資工具。根據金馬地區各銀行之經驗〔註：金馬是過去最先被允許承作人民幣兌換業務的地區〕，新台幣兌人民幣與人民幣兌新台幣之比為六比一，此種一面倒的趨勢與國人喜歡保有人民幣獲取人民幣升值利益之動機有關。
據國內銀行業估計，全台粗估約有4百億人民幣（折合新台幣1千8百億）會死藏在人民手中等候升值，可能更多。若此一趨勢不變，即國內之消費與投資必因此相對減少，有錢囤積人民幣的富戶固是賺了錢，但無財力的一般勞工，如計程車司機，則會因為客源之減少（因國內投資相對減少）而度日如年。
六、銀行登陸面面觀
據經濟部初步統計，營運總部設在台灣的有599家，包括鴻海、陽明海運等大型企業，是以，將一般企業限制在60％的規定等於是畫蛇添足，不具實質意義。〔註：本文討論範圍主要集焦於金融，故毀棄企業赴中國投資上限40％規定所帶給台灣經濟之影響及衝擊等問題，本文從略〕
企業赴中國投資限度鬆綁後，立即會浮上檯面的金融訴求，就是「國銀之登陸」問題了。更多的對中國的投資需要更多的融資性資金，早日實現國銀登陸，設分行、設子行，或購併中國的銀行，就成為企業急欲政府推動的一項政策。
銀行登陸最大的障礙在於兩岸未能簽訂「金融監理備忘錄」（MOU）。此種政府間的協定，中國基於「一中」原則當然不肯，台商能否利誘台灣政府自我矮化擱置主權（放棄主權）就成為「以經促統」的另一項試金石了。
早在2006年7月，民進黨政府在蘇內閣下，就已著手推動以擱置主權的由民間簽訂模式讓國銀登陸，但在「經續會」受台聯及本土派代表之極力阻撓而未得逞。
國銀登陸以後，直接受到影響的將是未能或較難自資本市場獲取融資的在台中小企業。銀行在融資的條件、額度都必將「趨於嚴格」，更為限縮。這些被限縮的中小企業，在規模上亦無法獲得其他金融機構（包括外國銀行）的垂青，結果必走向衰退之路，「中小企業是台灣經濟發展之母的成功模式」亦將從此壽終正寢。
國家風險是國銀登陸可能遭遇的第一道壕溝，過多資產對中國之暴露，只要風吹草動，都會使國銀陷入危機，其風暴之大，已非台灣整體國家所能負擔。但國銀登陸最大的風險，還是在政治。經濟泡沫所產生的風險是商業風險，但過多授信資產在專制中國之暴露，等於是將財團及台灣之經濟命脈委由北京來操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