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集體談判制衡財團霸權 香港職工盟「集體談判與工人充權」研討會筆記與交流心得
由 TFFU 於 週三, 04/23/2014 - 15:40 發表
香港對於集體談判、工時規定等並無相關法制規範，而是任由雇主與勞工自行協商勞動條件，一旦發生勞資爭議，港府勞工處僅是邀集三方談話會，對於跋扈慣了的雇主鮮有嚇阻或警惕效果。去年3月28日，香港爆發碼頭工人罷工，歷經40天罷工終能與雇主談判，最後爭取到一定成果；成功的因素除了工人的決心與堅持，還有來自社會的迴響支持，這場抗爭經驗凸顯的社會事實是：在貧富懸殊的社會，長期遭壓榨的底層工人想要爭取權益，在沒有法律保障、政府被動的情況下，只能透過爭議行為施壓，才有可能迫使雇主出面談判。
香港勞工處陸慧玲主任表示，港府一向採取鼓勵勞資雙方「自願性」集體談判的立場，作法是在三個層面建立勞資政三方溝通的平台：中央層級為「勞工顧問委員會」，行業層面則由勞工處成立「不同行業的三方小組」，企業層面是鼓勵企業推行良好的人事管理措施。
「自願性談判」？雇主只有遇到工人罷工了才會「自願」與工人談判！太古飲料（香港）職工總會陳慶龍會長感嘆地說。2013年之前，工會雖然和公司談判了加薪與其他福利，卻未簽訂協議，公司推卸說香港無法例規定要簽，使得談判無成果進展。期間每年12月都有兩三百名工人針對集體談判權發動遊行，連續4年了，引起社會重視；但政府勞工處卻回應「未達社會重視的程度」，陳慶龍忍不住反問「身為勞工事務主管機關的勞工處有重視過嗎？」2013年太古工會發起罷工行動，終於迫使公司與工會協商集體談判框架協議（framework agreement），即使還在辛苦牛步地進行中，他仍期許各業工會能團結來推動集體談判的法制化，因為「各工會前進有如划龍舟，各自亂划是不會前進的」。
工會獲勝的關鍵因素，除了吳主席的堅持，還有來自遠方的全力支持－英航總公司工會及其上級工會UNITE。她說，原本是要向UNITE借錢打官司，沒想到UNITE二話不說就直接派律師飛到香港鼎力相助，分文不取，即便至今英航香港機艙服務員工會仍未加入UNITE為正式會員。當時律師問她，爭取復職幾乎不可能的，認為她瘋了！不過吳主席不以為意，控告資方就業歧視成立，成為全香港唯二件勝訴的判例之一。她說：Fight will never be nice. If you want to be nice, then don't fight!
事實上我們行前就已簡單閱讀過「麗霞姐」及其工會的傳奇故事（請參見職工盟20年「不認命的故事」第二章），70、80年代成衣業興盛，只要肯做就有前途，然而到了90年代，製衣廠「北上」遷到中國尋找更低廉的勞工、另創血汗王國，成衣業頓成夕陽工業，年資一、二十年的大姊們頓時失業，獨自面對殘酷的後半生。聽起來與台灣的情形簡直如出一轍！
作者簡介:
全國金融業工會聯合總會副秘書長出刊日期:
2014/04/15期數:
第160期 香港對於集體談判、工時規定等並無相關法制規範，而是任由雇主與勞工自行協商勞動條件，一旦發生勞資爭議，港府勞工處僅是邀集三方談話會，對於跋扈慣了的雇主鮮有嚇阻或警惕效果。去年3月28日，香港爆發碼頭工人罷工，歷經40天罷工終能與雇主談判，最後爭取到一定成果；成功的因素除了工人的決心與堅持，還有來自社會的迴響支持，這場抗爭經驗凸顯的社會事實是：在貧富懸殊的社會，長期遭壓榨的底層工人想要爭取權益，在沒有法律保障、政府被動的情況下，只能透過爭議行為施壓，才有可能迫使雇主出面談判。
為此，香港工會積極思考推動集體談判之立法有其必要。香港職工會聯盟蒙兆達總幹事於去年9月在本會所舉辦的「各國集體協商經驗分享」國際研討會上，就曾發表《在沒有法律框架底下的抗爭－集體談判的香港經驗》一文（詳見本會第156期聯合會訊），提出可以「陣地戰」的方式爭取集體談判權的困境。今年3月底，香港職工盟進一步與城市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合辦「集體談判與工人充權」研討會，邀請ILO勞動關係和社會對話資深專家尹英模（Mr.
Yoon, Youngmo, Senior Specialist in Industrial Relations & Social Dialogue）、香港勞工處陸慧玲首席勞工事務主任（勞資關係）、香港大學社會學丘梓勤講師、城市大學應用社會學陳敬慈助理教授、本會韓仕賢秘書長與蘇怡之副祕書長、香港當地各行業工會代表，進行相關議題的報告與分享。
在3月29日至4月1日訪港4天期間，本會韓仕賢秘書長受邀主談台灣團體協商與組織工作的實務經驗，蘇怡之副祕書長則報告台灣工會於2000年爭取「84工時」各方角力的過程及對日後勞動市場的影響。本次同行團員還有渣打銀行工會吳毓瑩代理總幹事、兆豐銀行工會林宜君副總幹事、台北市產總黃健泰秘書及桃園縣產總林佳瑋秘書，均積極參與討論、發表見解，對於相關議題侃侃而談；尤其是吳毓瑩代理總幹事與林佳瑋秘書，兩位豐富的實務經驗與組織策略評析，獲得在座一致的高度肯定。
在正式研討會之外，本次訪港期間並與相關產業工會、學者座談，包括「英航香港機艙服務員工會」、「零售、商業及成衣業總工會」與城市大學應用社會學陳敬慈助理教授；此外，全體團員亦前往中環聲援港人爭取「真普選」絕食現場，並拜會前職工盟組織幹事、現任工黨社區幹事－麥德正的選區（西灣河）參訪，整體行程緊湊多元，收穫豐盛。
■ 香港集體談判的處境
「自願性談判」？雇主只有遇到工人罷工了才會「自願」與工人談判！
－太古飲料（香港）職工總會陳慶龍會長
香港勞工處陸慧玲主任表示，港府一向採取鼓勵勞資雙方「自願性」集體談判的立場，作法是在三個層面建立勞資政三方溝通的平台：中央層級為「勞工顧問委員會」，行業層面則由勞工處成立「不同行業的三方小組」，企業層面是鼓勵企業推行良好的人事管理措施。
她明確指出任何協商或談判，必須是雙方自願才能成功、有意義，政府一直努力在推動，然當有人現場詢問目前香港勞資談判有多少件時，陸主任竟表示無相關統計資料，勞工處還得透過媒體報導或爭議衝突發生時，才能得知某企業與工會簽署集體談判協議（團體協約）！
職工盟李卓人秘書長當場批判勞工處消極、被動處理勞資爭議的態度，根本是政府績效不彰。他繼而談到，一遇到勞資爭議，勞工處總是將三方找來「各自表述」，然後散會回家，根本無助於爭議的解決。「集體談判並不等於只是『見個面談談』、也不是請雇主來宣布公司政策！」他說；「集體談判有三個要件：一、雇主承認工會，二、要依工會訴求來訂談判主題，三、談判後要達成決議，行諸文字。」
推說回到企業內的「人事協商委員會」來討論、只挑親資方的工會幹部來談、或是承認工會也談判了卻不落實協議內容（或不續約），都是常見的資方推托集體談判的手法。香港沒有保障工會權益的法律規範，一旦幹部在集體談判過程被解僱了，也會因舉證困難而難以要求復職。香港大學社會科學學院講師丘梓勤指出，勞動三權中的集體談判權是最核心的，若無，勞工便缺乏加入工會的誘因，不利於工會的長期發展。要如理想中「勞資坐下來對等談判，達成協議」－亦即談判要能達成協議，且協議的結果獲得雙方的同意，難度極高；加上香港缺乏保障罷工工會及會員權利的法規，即使採取了罷工行動迫使雇主出面談判了，過程中往往還得面臨其他的「奧步」，例如訴訟，藉此消耗工會財力與戰鬥力。
「自願性談判」？雇主只有遇到工人罷工了才會「自願」與工人談判！太古飲料（香港）職工總會陳慶龍會長感嘆地說。2013年之前，工會雖然和公司談判了加薪與其他福利，卻未簽訂協議，公司推卸說香港無法例規定要簽，使得談判無成果進展。期間每年12月都有兩三百名工人針對集體談判權發動遊行，連續4年了，引起社會重視；但政府勞工處卻回應「未達社會重視的程度」，陳慶龍忍不住反問「身為勞工事務主管機關的勞工處有重視過嗎？」2013年太古工會發起罷工行動，終於迫使公司與工會協商集體談判框架協議（framework agreement），即使還在辛苦牛步地進行中，他仍期許各業工會能團結來推動集體談判的法制化，因為「各工會前進有如划龍舟，各自亂划是不會前進的」。
「他們都說我瘋了，但我就是堅持要幹部復工，而且最後我們勝訴了！」
－英航香港機艙服務員工會吳敏兒主席
3月31日晚上，我們在職工盟辦公室邊享用著名的勞工階級功夫菜－「盆菜」，邊聽英航香港機艙服務員工會吳敏兒主席談六年來的奮鬥歷程。爭議的起因是公司單方面強迫45歲以上的空服員退休，既非總公司政策、亦非香港當地法規，完全是香港分公司獨斷粗暴的作法。被迫離開工作一、二十年公司的空服員，雖然不見得認為復職是唯一選擇，卻也坦承「還是喜歡空服員的工作」。
工會獲勝的關鍵因素，除了吳主席的堅持，還有來自遠方的全力支持－英航總公司工會及其上級工會UNITE。她說，原本是要向UNITE借錢打官司，沒想到UNITE二話不說就直接派律師飛到香港鼎力相助，分文不取，即便至今英航香港機艙服務員工會仍未加入UNITE為正式會員。當時律師問她，爭取復職幾乎不可能的，認為她瘋了！不過吳主席不以為意，控告資方就業歧視成立，成為全香港唯二件勝訴的判例之一。她說：Fight will never be nice. If you want to be nice, then don't fight!
MADE in HK, Support Union!
－零售、商業及成衣業總工會張麗霞總幹事
零售、商業及成衣業總工會為職工盟的屬會，亦為國際紡織皮件勞工聯盟（International Textile Garment & Leather Worker’s Federation）與國際網路工會（Union Network International, UNI）的成員；目前工會成立了保險及金融從業員權益分會，然而組織工作推動艱難，成果有限。原本預訂3月29日一下飛機就要與該工會張麗霞總幹事會面，因故取消，後來又陰錯陽差得知該工會辦公室就在我們下榻酒店附近，又驚喜得知當年職工盟的國際秘書、ILO香港聯絡處負責人蕭賢英（Michael）也在該工會幫忙，因此改約3月31日早上一同享用道地飲茶，再直接前往拜會。
事實上我們行前就已簡單閱讀過「麗霞姐」及其工會的傳奇故事（請參見職工盟20年「不認命的故事」第二章），70、80年代成衣業興盛，只要肯做就有前途，然而到了90年代，製衣廠「北上」遷到中國尋找更低廉的勞工、另創血汗王國，成衣業頓成夕陽工業，年資一、二十年的大姊們頓時失業，獨自面對殘酷的後半生。聽起來與台灣的情形簡直如出一轍！
工廠遷走後自然沒有工作機會、沒有工人，工會也就招收不到會員，因此近幾年轉而經營社會企業－「自家創藝」，強調「良心企業」（Responsible Corporation）、「良心消費」（Conscientious Consumerism）、「環保再生」（Recycle & Environmental Friendly），同時推廣「惜物再創作」（Working with used Materials）、「復興『香港製造』」（Revitalize the 『Made in Hong
Kong』 logo）等理念，是香港唯一一家以回收衣物布料為材料的社會企業。
她與蕭賢英共同努力，找回一些失業女工，向UNI申請合作專案，獲得經費補助後，在油麻地彌敦道上的大樓租了一個小單位，開始將回收衣物布料拆解，重新製作為實用又獨一無二的手工小包、書衣、環保袋、圍裙或圍巾。這些商品主要透過網路銷售，並接受訂製，香港「占領中環」行動的天藍色頭巾就是她們的得意之作。此外，她們也在香港著名的西貢文創區設立小攤位，主要仍以支持獨立概念創作的年輕學生為販售對象。
蕭賢英特別向我們說明「復興『香港製造』」的理念，是來自於全球世界幾乎充斥著Made in China廉價商品，包括過去我們熟悉的知名品牌，終究敵不過廉價勞工的誘惑；香港的情況更明顯，加上CEPA簽訂後，「中國製」的廉價品與自利文化鋪天蓋地而來，摧毀了香港社會僅存的人情溫暖，徹底成為資本主義獨裁的世界。因此他們主張要「復興『香港製造』」，讓社會共同記憶中的美好香江可以保留下來。我們一行六人也毫不猶豫展現血拼實力，以實際行動支持她們－MADE in HK, Support Un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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