勞動法令鬆綁未必能減緩失業率
由 TFFU 於 週一, 09/10/2007 - 15:15 發表
近來失業率屢創新高，六月份的失業率高達4.51％，失業人口多達四十四萬人，七、八月應屆畢業生投入就業市場，失業率可能持續走高。經發會開的熱鬧，但是就業組卻人氣低落，尤其是產業界對就業問題興趣缺缺，看來我們還沒準備好要審慎面對失業問題。
為因應失業率攀升的問題，社會各界已提出不少解決之道，其中與勞工權益最直接相關的應是勞動法令鬆綁，所謂勞動法令鬆綁最簡單的意思是減少對勞動條件的法定保障，增加企業對勞工運用的自由度，提高勞工的職業流動，以利尋找工作機會，這是勞動市場彈性化中的一環。不過，鬆綁的前提是因為勞動條件保障過多，導致勞動市場僵化，形成失業率居高不下的問題。然而由於我國的就業安全體系並未建立，基本上不存在這樣的問題。
勞動法令鬆綁與勞動市場彈性化的相關作法來自於歐洲國家，由於歐洲許多國家長期處於高失業率，相較於近年來美國的高經濟成長、低失業率，成了明顯的對比。許多人認為歐洲得了「硬化症」-太多的福利、工資平等、過高的勞動成本與制度的僵化，導致產生「美國不公平，創造就業機會；歐洲公平，創造失業」。近十年來許多歐洲國家採取了勞動市場彈性化的措施，以減緩失業問題。反觀我國其實並不存在勞動市場僵化的問題，我國的企業有超過98.1％是中小企業，雇用了78.1％的勞工，中小企業的靈活與彈性，顯示出我國職業流動頻繁是既存的現象。
我國沒有勞動市場僵化的問題，從工時的管制方面來看，實際的工作時數乃是交由勞工與雇主自行協商決定，由工會以集體協商的方式決定工時情況十分罕見，這與歐洲國家協商體系集中化的情況差異頗大。在工資決定方面，除了基本工資由政府依著經濟情況決定調整幅度之外，實際工資在我國也少見由工會與雇主組織進行集體協商。至於社會安全與失業給付方面，我國的勞保失業給付實施的時間只有兩、三年，給付期間與給付資格限制和歐洲國家相去甚遠。因此，歐洲國家緊縮失業給付，以減少福利依賴的問題，並以此作為減少失業人口的作法，由於我國實施的時間過短，所以難以評估是否因此造成福利的依賴，也難以此做為調節失業問題的機制。社會安全體系與就業最直接相關的是所得維持政策，我國的經濟安全體系歧異性非常高，有的人有豐厚的老年退休金，有的人根本沒有退休金可領，我國的現況比起歐洲國家行之有年的社會福利與勞動保障相差甚遠，且存在明顯的階層化現象，制度不足與不公的問題十分清楚。
勞動市場改革才是當務之急
歐洲國家成功減低失業率的經驗當然值得借鏡，但是選擇的過程格外重要，而非僅是勞動法令鬆綁。歐洲較為成功降低失業率的國家有丹麥、荷蘭與英國，所採取的方法相當多元，其中非常重要的是積極的勞動市場方案，主要是職業訓練與職業輔導，及創造非典型勞動型態的工作機會，像是季節性、臨時性、部分工時的工作，以回應多元化的新經濟趨勢，法令鬆綁也是在這些目標下所提出的作法。我國勞動市場本來就十分的彈性，要以法令鬆綁促成失業率的降低，效果恐怕十分有限。反而是職業訓練與就業安全制度至今仍舊十分欠缺，從歐洲成功的經驗來看，我國面對高失業率的問題，實施積極的勞動市場方案，進行人力資本的社會投資，提升勞工的技術水準，加強職業媒合的功能，才是當務之急。
我們其實還沒準備好要面對失業問題，產業界或許認為只要經濟好，失業率自然會下降。但是我們也可以看到，先進的工業國家經濟競爭力高、國民所得高，失業率也高的問題。失業與經濟問題的關係毫無疑問是多面向的，解決失業問題的思考也應多元化，法令鬆綁只是方法之一。同時，政策的調整也需要更廣泛對話基礎才能可行，產業界何不及早準備呢？
Tagged: 黃玫玲
作者簡介:
民進黨中央政策委員會研究員出刊日期:
2001/08/15期數:
第八期為因應失業率攀升的問題，社會各界已提出不少解決之道，其中與勞工權益最直接相關的應是勞動法令鬆綁，所謂勞動法令鬆綁最簡單的意思是減少對勞動條件的法定保障，增加企業對勞工運用的自由度，提高勞工的職業流動，以利尋找工作機會，這是勞動市場彈性化中的一環。不過，鬆綁的前提是因為勞動條件保障過多，導致勞動市場僵化，形成失業率居高不下的問題。然而由於我國的就業安全體系並未建立，基本上不存在這樣的問題。
勞動法令鬆綁與勞動市場彈性化的相關作法來自於歐洲國家，由於歐洲許多國家長期處於高失業率，相較於近年來美國的高經濟成長、低失業率，成了明顯的對比。許多人認為歐洲得了「硬化症」-太多的福利、工資平等、過高的勞動成本與制度的僵化，導致產生「美國不公平，創造就業機會；歐洲公平，創造失業」。近十年來許多歐洲國家採取了勞動市場彈性化的措施，以減緩失業問題。反觀我國其實並不存在勞動市場僵化的問題，我國的企業有超過98.1％是中小企業，雇用了78.1％的勞工，中小企業的靈活與彈性，顯示出我國職業流動頻繁是既存的現象。
我國沒有勞動市場僵化的問題，從工時的管制方面來看，實際的工作時數乃是交由勞工與雇主自行協商決定，由工會以集體協商的方式決定工時情況十分罕見，這與歐洲國家協商體系集中化的情況差異頗大。在工資決定方面，除了基本工資由政府依著經濟情況決定調整幅度之外，實際工資在我國也少見由工會與雇主組織進行集體協商。至於社會安全與失業給付方面，我國的勞保失業給付實施的時間只有兩、三年，給付期間與給付資格限制和歐洲國家相去甚遠。因此，歐洲國家緊縮失業給付，以減少福利依賴的問題，並以此作為減少失業人口的作法，由於我國實施的時間過短，所以難以評估是否因此造成福利的依賴，也難以此做為調節失業問題的機制。社會安全體系與就業最直接相關的是所得維持政策，我國的經濟安全體系歧異性非常高，有的人有豐厚的老年退休金，有的人根本沒有退休金可領，我國的現況比起歐洲國家行之有年的社會福利與勞動保障相差甚遠，且存在明顯的階層化現象，制度不足與不公的問題十分清楚。
勞動市場改革才是當務之急
歐洲國家成功減低失業率的經驗當然值得借鏡，但是選擇的過程格外重要，而非僅是勞動法令鬆綁。歐洲較為成功降低失業率的國家有丹麥、荷蘭與英國，所採取的方法相當多元，其中非常重要的是積極的勞動市場方案，主要是職業訓練與職業輔導，及創造非典型勞動型態的工作機會，像是季節性、臨時性、部分工時的工作，以回應多元化的新經濟趨勢，法令鬆綁也是在這些目標下所提出的作法。我國勞動市場本來就十分的彈性，要以法令鬆綁促成失業率的降低，效果恐怕十分有限。反而是職業訓練與就業安全制度至今仍舊十分欠缺，從歐洲成功的經驗來看，我國面對高失業率的問題，實施積極的勞動市場方案，進行人力資本的社會投資，提升勞工的技術水準，加強職業媒合的功能，才是當務之急。
我們其實還沒準備好要面對失業問題，產業界或許認為只要經濟好，失業率自然會下降。但是我們也可以看到，先進的工業國家經濟競爭力高、國民所得高，失業率也高的問題。失業與經濟問題的關係毫無疑問是多面向的，解決失業問題的思考也應多元化，法令鬆綁只是方法之一。同時，政策的調整也需要更廣泛對話基礎才能可行，產業界何不及早準備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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