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書推薦】成功的反思─在傲慢又獨裁的功績體制下發生了什麼事？
由 TFFU 於 週三, 06/02/2021 - 11:33 發表
您算成功人士嗎？如果自認為「是」，那麼對於自己的成功，有句話說「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拚」，您認為又有幾分是靠自己的努力呢？《成功的反思》這本書提供了重新反思這個問題的思索。作者是善於引領思辨的邁可‧桑德爾（Michael J. Sandel），但或許從英文書名“The Tyranny of Merit: What’s Become of the Common Good ? ”，更能反映出所要探討的核心問題，也就是在這個社會普遍推崇的「才德暴政」（Tyranny）之下，我們的社會到底是哪裡出了差錯？
出刊日期:
2021/05/31期數:
第245期 您算成功人士嗎？如果自認為「是」，那麼對於自己的成功，有句話說「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拚」，您認為又有幾分是靠自己的努力呢？《成功的反思》這本書提供了重新反思這個問題的思索。作者是善於引領思辨的邁可‧桑德爾（Michael J. Sandel），但或許從英文書名“The Tyranny of Merit: What’s Become of the Common Good ? ”，更能反映出所要探討的核心問題，也就是在這個社會普遍推崇的「才德暴政」（Tyranny）之下，我們的社會到底是哪裡出了差錯？
▌機會均等是才德至上功績體制的核心理想
這本書以美國為例，引導讀者思考在講求「才德至上」和「向上流動」的主流社會評量價值中，所謂成功者和失敗者之間鴻溝的深化，如何成為分裂社會並激化對立的溫床，進而把社會推向充滿怨恨的政治時局之中。雖然這個鴻溝某種程度上源於社會不平等，而政治菁英也意識到並試圖解決問題，但Sandel提醒我們，這同時和社會對輸贏的衡量價值態度有關。那些所謂成功且盤踞社會頂層的人，愈來愈認為自己的成功都是靠自身努力，而那些失敗者不應歸咎任何人；如果這個社會已經給予每一個人平等的機會，那麼成功者理所當然就應該得到更多獎賞，失敗者也不能責怪別人。
顯然，「機會均等」是才德至上功績體制(Meritocracy）的核心理想，但理想與現實仍有相當大的差距。出身貧窮家庭的孩童，往往在長大後依然貧困，富裕的父母可以將自己的優勢傳遞給孩子。舉例來說，在長春藤聯盟大學中，來自金字塔頂端1%家庭的學生人數，比來自金字塔後50%家庭的學生加總起來還多。那台灣呢？在2016年一份研究中發現，每2位台灣大學學生就有1人來自雙北，其中台北市占30.6%、新北市19.37%；其餘只有高雄市、台中市和桃園市等縣市，台大學生比例超過5%，其他縣市比率僅在1%以下。而2019年台大公布的招生數據，指考錄取1,606人中來自六都的學生共占84.5%，其中台北市占31%、新北市20%、高雄市11%。顯見，除了個人的聰明才智之外，教育資源分配和家庭背景亦是「成功」擠進台大的「運氣」。
這個功績體制的理想非但無法實現，還有著要命的缺陷，讓教育淪為無謂的軍備競賽，不僅強化了贏家的優勢，同時也侵蝕了「公共利益」，進而導致成功者傲慢、失敗者蒙羞的結果。這鼓勵成功者愈來愈深信他們成功純粹是靠自己的努力，忘了還有幸運這個因素，進而開始輕視那些運氣和資格條件比他們差的人。
許多勞動者愈來愈感覺遭到菁英鄙視，即使全球化加劇了不平等造成薪資停滯，贏家和政治菁英為勞動者提供的建議，還是「高等教育」。這些菁英忽略了這當中隱含的羞辱，如果不去讀大學，你無法與別人競爭，那麼你的失敗就是你所造成的。更諷刺的是，在美國2016年的選舉中，當廣大勞工在失望之餘反撲而抽離對民主黨的支持，得到的卻是民主黨總統候選人希拉蕊更露骨的羞辱：「我拿下的選區貢獻了全美三分之二的國內生產毛額」。
事實上，這種才德至上的思想歷史並沒有想像中的悠久，卻很自然成為美國各黨派政治菁英共同信仰。於是，透過提升才德達到向上流動並解決不平等，就成為他們回應輸家的主流論述，而類似「只有能力是天花板」、「唯有才能、學習態度和夢想可以決定爬多高」，這種看似鼓勵但卻不可一世的菁英姿態，讓他們和支持者的距離愈拉愈遠。以聲望頗高的歐巴馬為例，其言論亦毫不掩飾優勢者的論調，而在他無數場演說中一再強調「聰明」、「智慧」及「睿智」的政策思維，反映在他第二任的閣員團隊中三分之二來自長春藤盟校；但如此天資聰穎的團隊，面對華爾街金融菁英捅出的婁子，卻束手無策的選擇成為「道德啞巴」，然後提供紓困為鉅富收拾殘局，最終成為扳倒民主黨的民怨。
▌重新思考大學角色、工作尊嚴及成功意義
如何面對這個問題，Sandel認為必須重新思考「大學所扮演的角色」、「工作的尊嚴」，以及「成功的意義」等三個層面。尤其是在美國，將近三分之二的人並沒有大學學歷，因此政治菁英一再強調取得大學文憑就是獲得有尊嚴工作和生活的必要條件，這個想法就顯得格外愚蠢。但或許鼓勵人們去念大學是件好事，為那些負擔不起的人提供更多的機會亦更好，只是這並不是解決社會不平等的方法，應該避免大家花費太多精力武裝自己，讓高等教育變成你爭我奪的競技場，輸者看不起自己，贏者也沒有多開心。作者認為重點在於恢復「工作的尊嚴」，更強調每一項工作對社會的貢獻，並擺放在政治核心之中，讓彼此能夠放更多心力在創造更好的共同生活之上。
此外，要打破才德至上主義，我們就得打破看待工作的態度。如果我們迷思收入反映了社會實際貢獻，就會把低薪勞工的工作視為比較廉價，但卻未考慮經濟全球化對勞工所加諸的諸多「不幸」。事實上，金融業在美國的GDP半個世紀內成長到30％，若只從經濟成長的角度，就會認為金融業很有貢獻，金融業頂端的人就理所當然可以坐領高薪。但經濟學家發現美國和英國的金融交易，大概只有15%是投資在生產力的企業，其餘的都是發明各項衍生性商品，讓投機炒作更方便，只為股東或投資人服務，對社會的實質貢獻很低。所以Sandel認為，政府應該把勞工要負擔的稅收轉移到金融業上，因為稅收具有高度的道德意義，象徵著國家並不鼓勵這種投機的暴利行為。
最後，作者提醒，有時候我們所享有的成功，只是剛好因為我們幸運的活在一個獎勵才華的社會中，而這個才華正好是自己擁有而已；若一直堅信成功是因為自身的緣故，將很難設身處地感受他人的困境，而意識到運氣在生活中扮演的角色，會讓我們變得謙卑。這種謙卑的精神，是我們目前所需要的公民素養，這個契機讓我們可以從分裂彼此的成功道德觀走回正軌，引領我們超越獨裁的功績體制，走向一個少點怨恨，更加慷慨的公共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