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me’s up* 日本媒體業女性站起來！
由 TFFU 於 週三, 11/10/2021 - 12:42 發表
從2018年Metoo運動席捲日本以來，日本原本根深柢固的「男性稼ぎ主モデル」—即華語文化圈常見的「男主外，女主內」性別刻板的家庭分工，傳統性別分工也開始悄悄地鬆動。2019年，為了回應國內及國際社會的關注，日本政府三讀通過《女性活躍與管制騷擾法》，並且修訂《勞動施策綜合推進法》、《男女雇用機會均等法》、《育兒及護理休業法》等相關法令，希望提供更完善的法律保障制度，遏止職場性騷擾、孕產歧視等問題。然而，這些相關法令的修正或增訂，恐怕無法立即解決日本的職場性平問題，法令的落實和制度的改變需要時間，人民的觀念要轉變也需要時間，並且如何讓制度符合現下時空背景的需求，也需要民間團體長時間的監督及倡議。
作者簡介:
婦女新知基金會倡議部主任出刊日期:
2021/10/31期數:
第250期
香港中文大學、台灣屏東大學、南韓西江大學（Sogang University）今年8月下旬（8/21-22、8/28-29）共同舉辦「2021歷史唯物主義東亞論壇」（Historical Materialism East Asia Conference 2021），邀請學者及實務工作者針對公平工作（Fair
Work）、數位勞動（Digital labour）、平台合作主義（platform cooperative）等議題，進行社會影響分析，並且討論疫情之下公民社會相關變化。其中8月29日的東亞勞工及工會（Workers and Unions in East Asia）場次，由日本新聞労働組合連合（Shimbun Roren）松元千枝（Matsumoto Chie）所分享的「日本組織推動性別平等（Organising for Gender Equality in Japan）」特別引起筆者注意。
▌男性為主的職場帶來的性別偏誤
日本新聞勞連於1950年代成立，為一全國性工會聯合組織，目前約有2萬會員，包含80個企業工會及10個區域性的地方工會，組織對象是新聞及有線服務（wire service）從業人員。以新聞媒體整體從業人數來看，約僅兩成是女性；而這種以單一性別（男性）為主的職場容易出現一些性別偏誤，例如與女性有關的主題經常不受重視，或是受訪的專家多為生理男性，以及職場文化普遍認為「夜討ち朝駆け」—形容日本的記者為了追求新聞而不分晝夜、超時工作的模樣，是記者職涯的常態。
普遍來說，日本女性能夠做到主管階層的人非常少，在新聞業亦如是。而之所以會有這樣的現象，除了傳統的性別刻板印象所形成的隱形天花板之外，也是因為職場性騷擾、（針對女性的）性別歧視等諸多原因，造成女性因故離開職場，或者中斷職涯進行照顧工作而難以返回原職場。
▌Metoo讓日本躍上國際版面
2017年10月，美國數十名女性站出來指控Miramax影業和Weinstein電影公司聯合創辦人、電影製作人哈維•溫斯坦（Harvey Weinstein）性騷擾和性侵，因為當時透過社群媒體的標籤#Metoo而開啟了全球的Me too運動。幾乎在同一時間，日本記者伊藤詩織（Ito Shiori）出版了《黑箱：性暴力受害者的真實告白》（Black Box）一書，紀錄她遭到職場前輩下藥性侵害，及後續提出告訴所遇到的司法困境及媒體高牆，並控訴日本社會對性暴力的冷漠，希望藉此喚醒社會大眾對性暴力的意識。隔年（2018）日本又爆發財務省事務次官福田淳一性騷擾女記者的醜聞，震驚日本及國際社會，一夕之間，性騷擾、性侵害醜聞成了國際社會對日本的關注重點。
根據日本聯合組織MIC（マスコミ文化情報労組会議，Mass
Communication, Information and Culture Unions，MIC）在2018年進行的調查，超過八成的勞工曾經目睹或自身經歷過性騷擾事件，其中以「不必要的身體接觸（52.6%）」、「外貌、年齡或其他身體特徵的評論（49.1%）」、「結婚了沒？會生小孩嗎？等個人隱私問題（49.1%）」為主要前三名；性騷擾的行為人以「公司的前輩（21%）」、「關係企業的上司（17%）」和「直屬上司（14%）」最多。但值得注意的是，也有為數不少的性騷擾樣態是「被迫到旅館發生性關係（16.2%）」和「被迫觸摸對方身體部位（5.8%）」，以及行為人包含警察和檢察官（7%）、政治人物（6%）和公務員（4%）。
▌一起作伙改變，日本WiMN的成立
長期以來潛伏在職場的性別問題，一時之間獲得大量的社會關注，日本的女性媒體工作者認為機不可失，便開始籌組以女性為主要成員的全國性網絡組織，旨在推動職場的性別平等，改善媒體業長期以來性別失衡的現象。因此，2018年5月在一群女記者的集結及號召之下，WiMN（Women in Media Network Japan，媒體工作女性網絡）誕生了。
WiMN成員是媒體出版業的女性從業人員，目前大約有100名成員。考慮到日本社會仍然對於性騷擾議題的保守，除了部分主要成員之外，所有成員皆為匿名參與。WiMN以協會形式運作，並與新聞勞連密切合作，也藉此推動新聞勞連內部改革。例如2019年因為她們的行動，促使新聞勞連修改相關章程規定工會理監事的女性比例；2020年9月選出8名女性理、監事，使得女性幹部超過總人數的三分之一。她們現在正在編寫媒體業防治職場性騷擾指引手冊，持續推動工會及產業內的性別平等。
▌台日性平之路漫漫長
從2018年Metoo運動席捲日本以來，日本原本根深柢固的「男性稼ぎ主モデル」—即華語文化圈常見的「男主外，女主內」性別刻板的家庭分工，傳統性別分工也開始悄悄地鬆動。2019年，為了回應國內及國際社會的關注，日本政府三讀通過《女性活躍與管制騷擾法》，並且修訂《勞動施策綜合推進法》、《男女雇用機會均等法》、《育兒及護理休業法》等相關法令，希望提供更完善的法律保障制度，遏止職場性騷擾、孕產歧視等問題。然而，這些相關法令的修正或增訂，恐怕無法立即解決日本的職場性平問題，法令的落實和制度的改變需要時間，人民的觀念要轉變也需要時間，並且如何讓制度符合現下時空背景的需求，也需要民間團體長時間的監督及倡議。
畢竟從台灣經驗來看，雖然1987年國父紀念館發生一群女性導覽員選擇站出來抗議孕產歧視事件，而開啟了台灣推動職場性平法規的契機，但是我們卻花了十幾年的社會倡議及對話，才終於立法三讀通過兩性工作平等法（即性別工作平等法）。而我們至今仍可從勞動部的性別統計數據看到，2020年有近半數的性別工作平等申訴案件屬於職場性騷擾（48.4%），針對性別工作平等措施仍有過半數（53.9%）的案件是與育嬰留職停薪及育嬰留停復職相關的爭議，這些申訴又以女性壓倒性的居多（92%），顯見台灣職場性平也還有許多需要改進的地方，更別提仍有許多女性勞工選擇隱忍，成為並未申訴的黑數！
本文分享日本新聞勞連夥伴的發言內容，亦希望日後能夠促成更多台日雙方在性別平等議題上的交流及對話，一起推動東亞地區的職場性別平等。
*美國好萊塢明星在2018年發起的社群標籤，旨在呼應2017年底的Metoo運動，並呼籲社會大眾以行動終止性騷擾、性侵害事件的發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