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工運】南韓自主工運奮鬥有成 民主勞動黨躍升第三大黨
由 TFFU 於 週二, 09/11/2007 - 16:16 發表
南韓第十七屆國會改選已於四月中旬揭曉，支持盧武鉉總統的自由派「開放我們的黨」獲得超過半數的152個席次，右翼反對黨「大國黨」只拿到121席；除此之外，占據各報標題的就是「民主勞動黨」的新聞。由南韓進步總工會「民主勞總(KCTU)」為骨幹所組成的「民主勞動黨」所推出的候選人，一舉搶下十席（兩席由直接選舉，八席由比例代表），不僅首度躋身國會，並且擠下右翼的「新千年民主黨」，躍升為國會第三大黨，這是南韓自主工運二十年來的奮鬥累積。
以工人、農民、都市貧民為基礎的「民主勞動黨」首次取得十席國會席次，這絕對是南韓政治史上的大事。在一個總數299席的國會取得10席的這個小黨，連在國會裡形成一個協商集團（至少要20席）的資格都談不上，到底為什麼值得這樣大驚小怪？有人可能要問。
●民主勞動黨居關鍵少數角色
這個問題可以從兩個角度來看。首先是它象徵了南韓整個政治版塊的移動。之前的南韓國會，都是以右翼為主的保守聯盟占多數（大國黨、新千年民主黨、自民聯），完全沒有任何左翼的政治代表。但這次改選之後，國會的組成開始向「中左」傾斜，開放我們黨（自由派）和民主勞動黨（左翼）合計共有162席，之前的極右勢力（自民聯）被大幅削減；再考慮開放我們黨中「保守－自由－改革」的派系平衡問題，勢必與民主勞動黨結盟方能維持穩定的國會多數，在這個意義上，民主勞動黨將扮演關鍵少數的角色。
再者，在南韓改變選制之後，單一選區兩票制讓小黨如民主勞動黨在政黨得票比例的部分大幅上升（超過12%），這件事情的意義在於，南韓勞工運動近三十年的基層紮根和經營，首次被成功的轉化為政治影響力；而且根據民主勞動黨所提出的政策綱領，在社會結盟的部分也大有斬獲（相較於過去民勞黨約5%的得票率）。更重要的是，民主勞動黨是按照參與式民主的原則，來經營這個有五萬名「普通老百姓」的小黨，完全脫離南韓政黨的「密室協商」、「拱政治強人牌」的陋習。
毫無疑問，民主勞動黨還只是一項政治實驗的起步，完全不保證民勞黨不會步上其他國家「進步小黨邊緣化」的後塵。但是它終究是一個重要的起步。從民主勞動黨的經驗，究竟可以給台灣甚囂塵上的「超越藍綠的第三勢力」呼聲什麼啟示？或者換個說法，在形式民主已然建立的台灣社會，「進步政治」的空間與可能性在哪裡？
●回到台灣：好蘋果在哪裡？
回頭來看台灣的現況，或許我們可以從南韓工運經驗汲取一些有用的反省。工運政治化的口號在台灣已經喊了許久，但在欠缺強大工會基礎的情況下，過去不論是組黨或者參選的嘗試並未成功，從而在工會幹部中瀰漫著失敗主義的氣氛。但是，有趣的是，在工會實力遠勝於十年前的情況下，反而整體工運在政治化的論述上顯得停滯不前，也使得新興的工會力量侷限於企業視野而未能擴展，而顯然全產總新任的領導階層也無能突破此一困境。
總統選舉剛過，大概大家都會同意「兩個爛蘋果」的論述，然而這並沒有解決眼前的困境。或許，在分析爛蘋果之餘，我們需要的對於栽種蘋果的討論吧。在此提出兩個建議方向：
一、突破工會現有僵化組織的侷限：
工會運動過去較側重於「保障會員權利」，或許應該開始把力氣放在組織那些「未組織的勞工」。在台灣，我們看到以企業工會為主的發展逐漸遇到瓶頸，不管是在組織率或者是工會意識上面。南韓工運這幾年的組織重點逐漸放在為數眾多的「非典型僱用」勞工，相對於此，推動行業別工會組織或者現有的各縣市產業總工會都會是突破的可能。
二、搭建工運（甚至是更廣泛的社運）對話平台：
所謂參與政治不是簡單的領表登記，投、開票而已，需要的是更多的討論與辯論。所以我們看到南韓、巴西或香港的勞工運動在工會內部進行了許多「政治研習班」或者「政治研討會」，因為這種討論如果不往下紮根，不橫向討論，只是少數工運領導人說了就算，的確很難期待基層勞工的進一步參與。
台灣的社運界從來不缺理想和創意，缺的是一個穩固的組織平台，缺的是有組織基礎的政治代表組織，缺的是讓進步小黨可以存活的選舉制度和政治文化。台灣過去的一些政治實驗（工黨、勞動黨、綠黨）通通敗在這三件事情上。台灣過去十多年一直在吵的選制改革，固然是行所當行，但是如果欠缺有長期思想與行動訓練的工會、公民組織，就算單一選區兩票制過關，那也只是個空殼子。這裡我們可以再參考一下南韓的經驗，他們兩票制的改革，起源於強大的公民團體、工會向憲法法庭控告當時的選舉制度違憲（無法有效、精確反映公民的政治意見），在憲法法庭裁決違憲後，才在今年的國會改選收割成果。
台灣呢？還是讓我借用美國工會運動者的一句話：「organize or die!（組織工人，不然就死路一條！）」
作者簡介:
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社會系博士候選人、英國Essex大學社會系博士班出刊日期:
2004/05/15期數:
第四十一期以工人、農民、都市貧民為基礎的「民主勞動黨」首次取得十席國會席次，這絕對是南韓政治史上的大事。在一個總數299席的國會取得10席的這個小黨，連在國會裡形成一個協商集團（至少要20席）的資格都談不上，到底為什麼值得這樣大驚小怪？有人可能要問。
●民主勞動黨居關鍵少數角色
這個問題可以從兩個角度來看。首先是它象徵了南韓整個政治版塊的移動。之前的南韓國會，都是以右翼為主的保守聯盟占多數（大國黨、新千年民主黨、自民聯），完全沒有任何左翼的政治代表。但這次改選之後，國會的組成開始向「中左」傾斜，開放我們黨（自由派）和民主勞動黨（左翼）合計共有162席，之前的極右勢力（自民聯）被大幅削減；再考慮開放我們黨中「保守－自由－改革」的派系平衡問題，勢必與民主勞動黨結盟方能維持穩定的國會多數，在這個意義上，民主勞動黨將扮演關鍵少數的角色。
再者，在南韓改變選制之後，單一選區兩票制讓小黨如民主勞動黨在政黨得票比例的部分大幅上升（超過12%），這件事情的意義在於，南韓勞工運動近三十年的基層紮根和經營，首次被成功的轉化為政治影響力；而且根據民主勞動黨所提出的政策綱領，在社會結盟的部分也大有斬獲（相較於過去民勞黨約5%的得票率）。更重要的是，民主勞動黨是按照參與式民主的原則，來經營這個有五萬名「普通老百姓」的小黨，完全脫離南韓政黨的「密室協商」、「拱政治強人牌」的陋習。
毫無疑問，民主勞動黨還只是一項政治實驗的起步，完全不保證民勞黨不會步上其他國家「進步小黨邊緣化」的後塵。但是它終究是一個重要的起步。從民主勞動黨的經驗，究竟可以給台灣甚囂塵上的「超越藍綠的第三勢力」呼聲什麼啟示？或者換個說法，在形式民主已然建立的台灣社會，「進步政治」的空間與可能性在哪裡？
●回到台灣：好蘋果在哪裡？
回頭來看台灣的現況，或許我們可以從南韓工運經驗汲取一些有用的反省。工運政治化的口號在台灣已經喊了許久，但在欠缺強大工會基礎的情況下，過去不論是組黨或者參選的嘗試並未成功，從而在工會幹部中瀰漫著失敗主義的氣氛。但是，有趣的是，在工會實力遠勝於十年前的情況下，反而整體工運在政治化的論述上顯得停滯不前，也使得新興的工會力量侷限於企業視野而未能擴展，而顯然全產總新任的領導階層也無能突破此一困境。
總統選舉剛過，大概大家都會同意「兩個爛蘋果」的論述，然而這並沒有解決眼前的困境。或許，在分析爛蘋果之餘，我們需要的對於栽種蘋果的討論吧。在此提出兩個建議方向：
一、突破工會現有僵化組織的侷限：
工會運動過去較側重於「保障會員權利」，或許應該開始把力氣放在組織那些「未組織的勞工」。在台灣，我們看到以企業工會為主的發展逐漸遇到瓶頸，不管是在組織率或者是工會意識上面。南韓工運這幾年的組織重點逐漸放在為數眾多的「非典型僱用」勞工，相對於此，推動行業別工會組織或者現有的各縣市產業總工會都會是突破的可能。
二、搭建工運（甚至是更廣泛的社運）對話平台：
所謂參與政治不是簡單的領表登記，投、開票而已，需要的是更多的討論與辯論。所以我們看到南韓、巴西或香港的勞工運動在工會內部進行了許多「政治研習班」或者「政治研討會」，因為這種討論如果不往下紮根，不橫向討論，只是少數工運領導人說了就算，的確很難期待基層勞工的進一步參與。
台灣的社運界從來不缺理想和創意，缺的是一個穩固的組織平台，缺的是有組織基礎的政治代表組織，缺的是讓進步小黨可以存活的選舉制度和政治文化。台灣過去的一些政治實驗（工黨、勞動黨、綠黨）通通敗在這三件事情上。台灣過去十多年一直在吵的選制改革，固然是行所當行，但是如果欠缺有長期思想與行動訓練的工會、公民組織，就算單一選區兩票制過關，那也只是個空殼子。這裡我們可以再參考一下南韓的經驗，他們兩票制的改革，起源於強大的公民團體、工會向憲法法庭控告當時的選舉制度違憲（無法有效、精確反映公民的政治意見），在憲法法庭裁決違憲後，才在今年的國會改選收割成果。
台灣呢？還是讓我借用美國工會運動者的一句話：「organize or die!（組織工人，不然就死路一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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