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987年新竹玻璃勞工接管工廠抗爭到今年，台灣的自主工會運動發展恰好是整整二十年。講起來是蠻悲哀的，二十年自主工會運動，雖然在許多勞工議題上獲得若干成就，但是在政治上卻處於一個無力的狀態。

　　看看過去十餘年的政治民主化吧！工運是被徹底邊緣化的，政治轉型的發展幾乎沒有勞動者的意見；幾位所謂「勞工立委」都是在政黨利益考量下登上政治舞台，即使都是工會領袖出身，但是權力並不是來自勞工，背叛勞工自然不足為奇；而現在，面對即將到來的立委選舉，仍然沒有一個代表勞工的政黨可以讓我們投下選票。

　　很不幸，這在東亞各國，算是一個「台灣奇蹟」：工會運動竟然缺乏一個屬於自己的政治力量。

■為甚麼政治無力？

　　我們不妨先問問自己：台灣的工會運動為甚麼沒有辦法組織自己的政治力量？很多人會說，哎呀，都是工會頭頭自己只會追求自己的政治利益。或者說，哎呀，都是統獨對立惹的禍。我倒是覺得這些都是表象的原因，背後其實有更深層的因素值得探討。

　　我們也許該進一步問：是什麼樣的工會結構，讓工會頭頭可以去追尋自己的政治利益，而讓其他幹部與會員乾瞪眼（老是選出會讓藍綠陣營收編的理事長）？是什麼樣的工會結構，無法發展出一套以勞工觀點看待台灣與中國關係的基本看法，以致於統獨好像真的跟勞工沒有關係。

　　說實話，統獨問題在1990年代中期之前，的確困擾著工會運動。因為當時工運是由勞工運動團體所主導，而由知識分子組成的幾個工運團體，的確因為統獨而彼此分裂著。而這樣的分裂，也影響到許多工會幹部。但是這個問題，在1990年中期之後就慢慢消失了，因為由工會幹部所主導的產業總工會、行業工會聯合會（像全銀聯）及全產總，逐漸不對這個議題有所紛爭。

　　但是，我們仍然沒有發展出一套完整的政治看法，不只是台灣與中國的關係，也包括其他重要的政治議題。為甚麼？顯然，大家覺得這在工會運作中並不重要。

　　那麼，什麼是重要的？答案是：服務會員。理事長服務得好，更上層樓，被政黨吸收，大家也只好送花籃祝福－或許這樣更能助於工會把「服務」做好。

■有待突破的團結

　　可能很多人會問，服務會員有什麼不對？當然不是不對，但是比對1980年代末期的自主工會，甚至國際經驗來說，服務會員是建立在一個很根本的邏輯上：與資方對抗。而1990年前後，官資聯手鎮壓工會的結果，許多幹部被開除，工會瓦解。這嚴重暴露出台灣廠場工會的侷限性：我們的工會太小了，小到沒有力氣保護敢衝敢拚的理事長（像曾茂興、顏坤泉、白正憲等），小到沒有能力應付資方蠻橫的打壓。

　　於是，服務會員，或者說爭取會員權益，開始不那麼與資方對抗，開始與資方談合作；而大型的公營事業工會則把希望寄託在與政治人物的交情，好能遊說相關部會。這不是對錯的問題，這是在台灣特殊工會的結構上，一種求取自保的作法。一個個的企業/廠場工會為了存續，縮回比較保守的立場，而且自顧自的。

　　大家卯足全力成立的地方產總及全產總，也在這個邏輯上，以照顧會員工會權益為主要目的。沒有力量對抗，只能用談的，一旦是用談的，就是以個別工會的議題為主。很多人戲稱，在台灣加入上級工會像在買保險一樣，就是這個邏輯。於是我們看到很多工會不只加入一個總工會，的確像在買保險，甚至，對少數工會來說，加入上級工會成為幫幹部買位置的手段。

　　換言之，這樣的團結，事實上是反應了台灣廠場工會的分散、弱小、最終不得不保守的種種性質。這樣的團結要能夠展像出更大的動能，必須要能想出突破的策略。

■組織轉型：新工會運動

　　其實說穿了，台灣工會運動的最主要侷限就是會員太少：（一）個別廠場工會會員少：台灣大企業不多，也不像韓國那樣大，即使像最大的台塑企業，也分成好幾十個廠場工會。（二）整體工會人數太少：20年來，產業工會人數已從72萬降到58萬，而廠場工會根本無法抵擋外移、裁員、外包、勞動派遣的趨勢。簡單說，廠場工會的特質就是：工會規模不是由工會幹部決定，而是由資方決定。

　　問題很清楚了：如果一個組織的規模，是由它的敵人在決定的，而該組織還偏偏不做調整，那這絕對是「可憐之人必有可恨之處」的最佳範例了。我們可以想想，那些被關廠/裁員/外包的會員，不想加入工會嗎？那些勞動派遣、part time、時薪日薪的勞工不想加入工會嗎？那些一個個新出現的科學園區、工業區，或者愈來愈多的大型連鎖商店、賣場勞工，他們都不需要工會的保護嗎？顯然，台灣的工會，已經到了必須轉型的關鍵時刻。

　　當然，過去這段時間，我們看到許多新的嘗試，比如說銀行工會聯合會，或者是最近很積極在組織時薪制勞工與工讀生的青年95勞動聯盟，甚至是一些擺脫勞保工會角色的職業工會，都展現了積極的企圖心在吸收新的會員。

　　是的，我們需要行業別的工會。

　　不要說歐美國家是以行業別工會為主，諸如巴西、南非、香港、韓國、菲律賓等國的工會也逐漸從企業工會過渡到行業工會，甚至是跨行業的工會。工會唯有把門打開，吸收更多會員，才有可能把工會的馬步蹲好，工會的規模才會夠大，資源才會夠多。不僅足以保護會員與幹部，也才有可能面對在全球化時代愈來愈難搞的資方（外資入主、關廠外移、企業合併、跨國外包…），也才有可能對日益向資本家傾斜的政府施加足夠的壓力。

■工會轉型對抗藍綠惡鬥

　　國際上的工會運動在這十幾年來，發展出幾個新方向來因應資本全球化及勞動條件惡化。除了上面講到的組織更多勞工之外，一個最常提到的就是工會的政治化。這當然不是像台灣這種「工會領導人政治化」，而是工會運動必須建立起自己的政治力量。方式當然有很多種，從影響現有政黨，到自己成立政黨，都是可能的方式。不過，前提是：工會必須整合出集體的意見與看法，而且依照這樣的看法來參與政治。

　　台灣的現況的確離國際工會的發展還有一段距離，但是我們可以想想：到底藍綠惡鬥，對於勞工來說，本質是什麼呢？對會員來說，恐怕對於兩陣營的惡鬥之所以厭惡，是因為表面上鬥來鬥去，該攜手為財團創造福利的時候，藍綠似乎又沒有多大差別了。而這一切，又都是美其名為「拚經濟」或者「提升競爭力」。從這個邏輯出發，我們有可能呼籲會員在選舉中做些什麼嗎？

　　這次選舉，對我們來說，有一個不一樣的機會是「兩票制」：第一票選人（區域立委），第二票選黨（選政黨，凡是超過5%的政黨依得票比例分配不分區立委）。就第一票來說，大概很少有小黨可以突破藍綠二分的局面，但是在第二票的政黨票就不一定了，目前估計可能會有二到三個小黨可以突破5%門檻，目前來說，綠黨、台聯、第三社會黨、紅黨都有機會。

　　從工會運動的立場，我們可以找出一個在過去就是對抗財團，關心弱勢的政黨作為可能支持對象，再與該黨進行討論我們所關心的訴求，我個人認為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台灣綠黨，這個長年站在環保運動第一線的政黨，過去不僅衝撞許多大財團，也與勞工運動有過多次合作，或許是個好的選擇。一旦國會裡出現幾個會衝撞財團、掀開黑金內幕的社運立委，這對台灣政壇絕對是個大進步，對於工會運動也將會是個正面助力。

　　樂觀地說，很希望我們的勞工運動在未來可以成功轉型，擴大工會基礎與實力，改變目前這種「每逢選舉就覺得很悲哀」的局面，並且能演化出更具體的政治力量。或許，在未來的幾年，台灣的工會運動可以和關心環境正義的綠黨一起合作，像德國、義大利與澳洲一樣，演出一場勞工與環保運動結盟（紅綠結盟）的東亞政治奇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