嚴格說來，台灣的《工會法》是用來控制、管理工人的，一切以便於統治者或行政管理為原則，絕非鼓勵受雇者的結社自由。工會宗旨、任務、名稱…等等，官方都規定好了；工會只能是「廠場工會」或「職業工會」兩種型態；多久開一次會、幹部名額與選舉方式、能不能連選連任，甚至連工會的經費來源、工會的經營內容也都規定好了。在威權時代，這些規定便於統治，到了民主時代，就是讓官方便於管理。即便裡頭有些進步的元素，比如說明定保障理、監事會務假，但是在長期威權體制之下，會務假只是給予工會幹部享有特權，從而讓幹部脫離會員成為特權階級。一直到二十多年前自主工運興起，會務假才開始成為推動工會進步的動力。

這些規定不僅深植行政官僚心中，某種程度也影響了我們對於工會的圖像。比如說，30人以下的公司可不可以籌組工會？許多朋友會說，30人以下的工會沒有力量。這或許屬實，但是卻很少人提出該如何突破困局來組織這些勞工。換句話說，我們已經習慣這套《工會法》，而忽略了這個事實：30人以下工作場所的受僱者占了就業人口7成以上；所以在目前《工會法》的遊戲規則下，工會運動再怎麼拚，頂多只能照顧3成不到的勞動者。

■資本自由投資，勞工不能自由組織？

職業工會在國家保險體制變遷下，遲早要面對作為「保險代理人」的局限，如果不能自我改變開始關注更廣泛的勞工權益，未來只能自求多福。另外，作為過去20年來挑戰國家勞動政策及勞資關係的主角，產業工會運動必須把握這次《工會法》的修正機會，把工會的大門向所有受僱者打開。我們需要一部「所有受僱者都可以自由組織工會」、「可以讓工會增強力量」的《工會法》，以下提出攸關工會組織發展的4點看法：

1.允許資本集團下相關企業員工共同籌組「企業工會」：

台塑集團是最好的例子，工會分散在各廠，聯合會的力量非常有限。另外，要在未設工會的場區（比如說六輕幾十個廠或者長庚醫院），一家一家找30個人來籌設工會，難如登天。在台灣大型財團日趨龐大的狀況下，這點必須要能突破，挑戰財團治國才有可能。

2.允許跨縣市籌組行業工會：

台灣工運一個重大的缺陷是沒有行業工會，這在全世界是極為罕見的狀況。過去的經驗頂多就是聯合會，但是行業聯合會作為間接組織，除了少數的例外，力量通常不容易集中，更容易變成會員工會退役幹部的聯誼酬庸俱樂部。在現行法令下，品牌商與供應商的受僱者過去不能同組一個工會，各種餐飲連鎖服務生頂只能加入職業工會，各個政府機構的勞務派遣人員根本沒有組織工會的可能。這些都是全球化時代的工運重要據點，必須要以行業工會型態才能夠組織起來。

同時，行業工會（行政院草案稱為「產業工會」）必須要能夠跨縣市籌組。我們要記住，縣市畫界是國家統治方便之用，工人的團結是為了工人的需求，不是為了讓行政單位方便管理的。以縣市為疆界，只有在工會自己覺得需要的時候才這樣做；強制規定工會依照縣市疆界組織，在全世界多半是威權獨裁統治的遺緒。

3.允許跨行業工會的籌組：

這道理很簡單，資方要投資哪個行業愈來愈方便，更沒聽過哪個官員敢說要限制，那為何勞工的團結就必須局限於「單一行業」？貨運司機可不可以結合倉儲勞工與碼頭工人？各種連鎖加盟的非典型僱用勞工經常流動於各種行業間，可以互相團結嗎？保全業與清潔業經常是機構的優先外包服務，結盟豈不力量更大？

當然，我們可以把名稱取得很寬廣來組織更多工人，比如說「服務業產業工會」、「運輸業產業工會」或者「IT業產業工會」。但是，允許跨行業勞工的組織籌組，在抽象意義上，象徵我們對於工會組織鬆綁的宣示，在實質意義上，日後一些行業（產業）工會的合併－正如歐美許多行業工會在二次戰後逐漸出現的合併趨勢－就不會產生制度上的限制。立法要有前瞻性與一貫性，工會組織應該要徹底鬆綁。

4.降低籌組工會門檻至15人：

無論是企業工會或行業工會，籌組門檻都應該要降低。籌組過工會的先進都知道，30人門檻並不容易，特別是台灣總體勞動人口中，有84%受僱者在100人以下的公司工作。不用擔心低門檻造成工會氾濫，勞方要擔心的是工會不足！工會氾濫是官方與資方才在擔心的！

其次，小工會會不會沒力量？只有15人力量當然不大。但是對照南韓（20人）與香港（7人）經驗，門檻低的好處是「敢死隊比較好找」，工會容易成立。工會一旦成立，有個正式的組織依靠（加上總工會的撐腰），潛在的會員後來加入的風險比較低。非典型僱用氾濫的現象能夠成為南韓社會關注的焦點，工人低工資與長工時得以撼動整個香港政治，都跟工會成立門檻很低有關係，這會使得勞工容易集結組織、發聲與行動。

    30人的門檻是國民黨還在南京的時候制定。比照其他國家的勞動人口與門檻，台灣或許可以考慮降到10-15人。我們應該要讓工會「容易成立」，才有機會「繼續長大」。如果屆時許多工會覺得有必要，再來進行合併或聯盟。繼續維持高門檻，只會便宜資方，方便政府，讓工會組織率持續下降而已。（下期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