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席集體談判與中國勞工維權研討會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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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全國金融業工會聯合總會秘書長
出刊日期: 
2014/11/15
期數: 
第167期
  繼2012年首次舉辦,由香港職工會聯盟(HKCTU)主辦有關集體談判與中國勞工的「內地勞資關係發展趨勢國際研討會」,今年1025-26日於香港理工大學再次舉行,包括法國、瑞典、英國、瑞士、義大利、菲律賓、台灣(全金聯、電信工會、大高總、桃產總)等國工會代表,國際食品勞聯(IUF)、國際工會聯合會(ITUC)香港辦事處代表,以及香港職工會聯盟、中國勞工NGO組織或工人維權代表等,齊聚一堂討論。
建構維穩法制VS.集體維權案例
  本次研討會的特色在於,除了安排幾位中國法政學者就中國工會改革與集體談判推進、集體勞資關係處理機制進行報告說明,有關集體勞資爭議案例分析的議程,則安排相關的中國勞工NGO組織或工人代表報告說明,透過其第一手資料及每件個案「維權」過程的處理,才能讓參與研討會的各國工會有具體想像,以思考在沒有工會、甚至工會打壓工人的抗爭現場,中國勞工集體談判權的爭取之路何其艱辛迢迢,國際工會的經驗與支持得以如何切入?
  「維權」一詞,這裡泛指中國工人為爭取遣散費、社保問題等基本權利,發生像罷工等集體勞資爭議的自發運動,並無特定政治訴求。但在中國改革開放之後,中共為維護國家統治及社會秩序的穩定,「維穩」成為最重要的工作。所以相較之下,當局為政權穩定考量,相關集體勞資關係的政策及制度均以「維穩」先行、平衡「維權」的指導而制定。從此一角度開展而出,本次研討會所邀請的幾位中國學者所發表的報告,即可看出端倪。
  首先,身為製造業重要基地且屬勞工抗爭事件頻繁的廣東省,預定於201511施行的《廣東省企業集體合同條例》,就是面對近年來罷工、圍廠抗爭事件頻仍,威脅到社會的和諧安定,為確保工人集體行動「有序化」的由上而下立法。這部規範集體協商程序與爭議處理規範的法律,被批評主要是為了抑制工人的自發性罷工,因為違反者可予追究刑事責任;然而對於協商進行當中若違反誠實信用原則或協商程序規定者,卻未見任何罰則,由此可見一斑。
工會、政府強調維穩,態度偏向資方
  以下這項「集體勞資糾紛中的基層工會角色:以上海Q鎮為例」的研究報告,更可進一步了解控制集體性的勞資糾紛是中央到地方政府維穩工作的重點,也是各級工會處理勞資糾紛的核心內容。
  研究者以發生於今年7月份集體勞資糾紛的ABC三家企業為案例,描述事件處理過程及Q鎮工會介入方式:
企業
基本背景
事件處理及鎮工會介入方式
A
員工200多人的台資電子廠,沒有工會,集體糾紛頻繁;此次糾紛原因是訂單減少,工人要求增加加班而出現停工,為期1週。
該廠是勞資矛盾重點監控企業,發生怠工之後,企業告知鎮工會,地方政府出動警力,鎮工會等部門出面要與工人談判,最後工人訴求沒有滿足,57名工人被記大過處分。
B
100名員工的民營清潔用具企業,有工會;因訂單減少後工人調休,工人要求休假補貼等,並且堵門,但第二天就解決了。
企業工會主席第一時間告知鎮工會,鎮工會和勞動監察進廠巡查,要求儘快解決;在企業工會跟員工積極溝通下,企業滿足員工訴求後迅速恢復生產。
C
有員工70名的美資服裝外貿企業,有名義上的工會,主席是保安人員,工會屬於村工業區管理,集體勞動合同也是村工業區簽訂;係因生產部門外包而解僱30多名員工,沒有集體行動,妥善解決。
企業在裁員之前,主動跟勞動監察部門進行政策諮詢,工會也進行相關指導,但是沒有親至現場;工廠依法支付員工的賠償,並安排部分員工再就業,順利關閉車間(workshop)。
 
  研究者結論指出,政府以強勢維穩方式介入勞資糾紛,是借助於強大的訊息網絡機制,以有效抑制集體性勞資糾紛的「發展」;地方政府介入處理集體勞動紛爭(包括鎮工會及勞動監察),雖能保障工人的基本權益,但卻沒有出現任何員工由下而上籌組工會的訴求,而且抑制了工人力量的成長,甚至成為資本最有效的控制力量。因為地方政府處理爭端的態度常偏向資方,有時還會以公權力介入,迫使勞方退讓;另外,工會在法律上雖代表工人的力量,但在實務運作上卻被批評未能充分體現工人訴求,仍是由上而下以執行維穩為目的。
  此外,兩天研討會中,多件集體勞資爭議案例不斷被提出比較,今年4月發生的東莞裕元鞋廠工人大罷工即為一例。這家隸屬全球最大的運動鞋製造商台灣寶成集團,為NikeAdidasReebok等國際品牌代工,因為長期沒有按照法律規定繳交社會保險的問題,從該廠罷工擴大到該集團在高埗鎮7個廠區、約6萬工人的聯合罷工行動。
  這個爭議案例-企業未依《社會保險法》規定,須按工人實際工資供款(繳納養老保險費),除了涉及企業逃避法律規定、地方政府嚴重失責、誤解法例或宣傳不足等問題,工會不作為的問題再度被批評檢視。因為罷工發生之後,各級工會完全沒有任何作為,民間團體之後發起簽名運動,要求省總工會出面協助處理,直至罷工數天之後,工人才收到工會發出的意見徵詢書。
  這些集體爭議案例所衍生的重要問題,就是中國工會與基層工人嚴重脫節。澳洲雪梨技術大學教授陳佩華(Anita Chan)以外資工廠的工會選舉為主題,指出如果缺乏真正的工會「民主選舉」,而只是中華全總(ACFTU)所宣稱的「直接選舉」-現實上常遇到上級工會的管理階層干預投票,是無法達到真正的集體談判目標。而且導致基層工人對於工會的認同及理解都是有限的,因為工會是由管理階層及工會官僚實質控制,主要作為是在保障幹部、官僚的自身利益及維護社會穩定。
中國勞工NGOs的處境與出路
  面對目前在廣東及長三角(中國東部沿海地區發展程度較高的經濟區域,以上海為中心)很多的自發性罷工事件,多位中國勞工NGO代表指出,這是工人權利意識覺醒的必然結果,但在目前階級、維權意識仍不足下,其訴求僅止於經濟層面要求;根據香港職工會聯盟今年5月發表關於「內地港資企業的集體勞資糾紛監察報告」,20133月至20144月這段期間所發生集體維權的工潮,廣東省至少有15起是港資企業罷工事件,估計影響約10萬人,主因與這些企業違反《勞動合同法》、勞動條件惡劣或打壓維權工人有關,尤其「搬廠不賠或未賠足遣散費」占了4成比例。
  加上工人NGO團體的生存環境惡劣,時常受到政府單位「騷擾」、無法正常工作,正常立案不可能(無法註冊登記或被迫工商註冊),甚至被扣上「境外勢力」的帽子而取締打壓,未來除了繼續個案協助及相關法律、教育諮詢工作,結合公民權利意識的培訓工作更是刻不容緩,甚至工人自行集體組織化,以對抗工會無意進行民主選舉改革,還有工會與資方合謀壓制、對保障工人權益毫不作為等問題。
  法國總工會(CGT)、義大利職工會聯盟(CISL)等國際工會代表對此也做出回應,包括調查外資企業在中國設廠的勞動環境、協助培訓廠內工人的權利意識、加強與中國勞工NGO的聯繫合作、支持中國工人的集體維權行動等。
  筆者則代表台灣的工會發言表示,現在的中國勞工NGO所從事的維權工作,與台灣在解嚴以後的工潮類似,大致上是以「順法鬥爭」、要求落實國家法令的主張,爭取勞動權益;差別則在於當時台灣的政治民主化改革運動,影響很多基層工人,也因此帶動工會組織化的些許改革,不論是成立自主獨立工會,或者順勢拿下原本黨、資聯手控制的「閹雞、花瓶」工會,這波台灣工運組織經驗或許可以透過香港職工會聯盟的網絡平台,日後與中國勞工NGO進行「組建工會」的經驗交流。
  其次,有些西進中國賺飽之後的台資企業,在這幾年以「鮭魚返鄉」之姿回台生產投資,台灣政府還要為其在廠房土地、稅務、融資等事項給予優惠便利,而忽視某些台資企業曾有發生重大勞資爭議的不良紀錄;如果台、港、中三地的勞工團體及工會可以更緊密合作,共同揭發這些欺壓勞工的「鱷魚」真面目,使其無所遁形,或許是一可行的運動策略運用。
在金鐘撐「真普選」運動
  第1天研討會晚上的歡迎餐敘結束之後,我們與出席會議的部分代表一起搭地鐵至金鐘站,表達對香港爭取「我要真普選」運動的支持。
  香港職工盟的朋友說明,香港民眾為爭取真普選的徹底落實,從200371大遊行至今,已經發動多次示威抗議活動,這場從「占領中環」運動轉變為「雨傘革命」的行動已超過1個月,能獲得民眾普遍支持,主要在於香港人要求建立真正的民主制度,透過直接、平等的選舉方式,選出行政長官和全體立法會議員的信念堅定。
  當晚從地鐵站出來到了地面,現場正有接力演說,人群也一望無際,年輕人及學生尤多;在政總大樓、添馬公園及立法會週遭放眼望去,盡是五顏六色的帳篷、各式造型的雨傘及支持「真普選」的布條標語、傳單、貼紙,衷心期盼民主政治的願望可以在香港真正實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