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工會】中國集體協商概貌及實施「二孩」政策之影響
由 TFFU 於 週三, 03/22/2017 - 17:16 發表
中國勞動關係學院法學系副教授張冬梅於2016年10月在日本東京所召開的第20屆亞洲社會論壇，發表「2015-2016：中國勞動關係的現狀與挑戰」報告，指出中國當前勞動關係「總體和諧平穩」，但還存在著法規亟待完善、執法不佳情形，集體協商形式化與勞動爭議處理體制無力化等問題。在這當中，作者以較多篇幅說明集體協商和集體合同制度的實踐情形，截至2015年底，經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門審查的當期有效集體合同176萬份，覆蓋企業356萬戶、職工1.7億人，但有幾個仍待進一步規範的問題，包括：
作者簡介:
全國金融業工會聯合總會秘書長出刊日期:
2017/03/15期數:
第195期 中國勞動關係學院法學系副教授張冬梅於2016年10月在日本東京所召開的第20屆亞洲社會論壇，發表「2015-2016：中國勞動關係的現狀與挑戰」報告，指出中國當前勞動關係「總體和諧平穩」，但還存在著法規亟待完善、執法不佳情形，集體協商形式化與勞動爭議處理體制無力化等問題。在這當中，作者以較多篇幅說明集體協商和集體合同制度的實踐情形，截至2015年底，經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門審查的當期有效集體合同176萬份，覆蓋企業356萬戶、職工1.7億人，但有幾個仍待進一步規範的問題，包括：
（一）協商主體範圍過窄
《勞動合同法》對行業性、區域性集體合同有所規定，但行業性、區域性主體的產生及其代表性沒有法律統一的規範；因此集體協商往往限於企業層級，行業性、區域性協商覆蓋面並不大，而且主體代表性及其職能不明，不利於集體協商的開展。甚至有些企業規模達不到組織工會的法律要求，工人沒有可以代表其簽訂集體合同的工會組織，無法進行集體協商，也就無法形成多層次的集體協商立體架構。
（二）集體合同和集體協商形式化
集體合同的品質不高，具體表現為「四多四少」，即簽訂集體合同的多，真正反映企業集體協商實質內容的少；集體協商中雙方代表簽字的多，反應職工訴求的少；集體合同簽約生效的多，全體職工知道瞭解的少；具體執行過程中得過且過的多，真正執行的少。
（三）集體勞動關係矛盾突顯
2015年在珠三角地區頻現企業倒閉、老闆跑路、工人維權的連鎖現象，集體罷工、集體討薪、集體上訪事件頻傳，這現象與其集體協商和集體合同制度存在形式化、集體協商主體範圍窄、代表性不強有著直接關係。
此外，在探討中國勞動關係發展所面臨的挑戰，該篇報告特別強調國家全面實施「二孩」政策，對女性職工勞動權益的維護有著重要影響；同時，在這場論壇會議上，另由中國勞動關係學院勞動關係系講師牛玲、副教授喬健執筆的「中國工會在勞動力年齡、性別、貧困面臨的多重挑戰」報告，亦指出中國2015年10月頒布「十三五規劃建議和綱要」（指中國所制定2016-2020年發展國民經濟的規劃），開始實施全面開放「二孩」政策、推出漸進式延遲退休方案、提高最低工資標準與最低生活保障標準等，以回應勞動力市場諸多挑戰及問題。
根據牛玲、喬健的報告，中國在2011年後勞動年齡人口逐步下降，到2015年為9.11億人；特別是到2030年後，勞動年齡人口會出現大幅下降的過程，平均以每年760萬人的速度減少。2020年預測60歲以上的老齡人口將為2.54億人，占總人口19.3％。中國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就曾公開表示，中國是一個未富先老、急劇快速老齡化的國家。
所謂「二孩」政策，標誌著從1980年開始實施的獨生子女政策的終結，根據官方正式公報，旨在「促進人口均衡發展，堅持計劃生育的基本國策，完善人口發展戰略，全面實施一對夫婦可生育兩個孩子政策，積極開展應對人口老齡化行動。」但這項政策同時也不可避免對女性就業產生重要影響及挑戰，張冬梅的報告就指出有三個層面的影響：
（一）對女性平等就業權實現的影響
中國《勞動法》第13條規定：「婦女享有與男子平等的就業權利。在錄用職工時，除國家規定的不適合婦女的工種或者崗位外，不得以性別為由拒絕錄用婦女或者提高對婦女的錄用標準。」全面二孩政策實施，作者擔憂企業會以增加人力成本，大量出現隱性就業歧視；即便女性生育後重回勞動力市場，也會面臨職務晉升停滯、原崗位被替代、勞動報酬降低等方面的歧視。作者口頭補充說，女性從事非典形式的工作將有增多趨勢。
（二）對女性特殊權益保護產生的影響
女性特殊權益保護主要體現在對於女性在經期、孕期和哺乳期進行特殊保護，不能從事法律明確禁止的工種和一定強度的體力勞動，而且不得於女職工在孕期、產期、哺乳期時，與其解除勞動合同，作者認為這對一些中小企業因成本考量，將會對於女職工的特殊保護難以落實。
（三）對女性生育保障權益產生的影響
在中國目前的幾類社會保險中，生育保險與女職工的聯繫最為緊密，根據法律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社會保險法），係由用人單位繳納生育保險費，勞動者不繳納。全面二孩政策實施後，企業必然面臨生育保險費用提高的負擔，因此會對女性平等就業及生育保障權有直接影響。
雖然這兩篇書面報告的統計資料及數據算是完整、最新，但是工會如何因應勞動力年齡、性別與貧困問題，這兩篇報告不是沒提就是空洞無據，實在可惜；只好補充整理在綜合問答時，幾位出席代表關於非典工作情勢的提問，以及報告人的回應權充本文的結尾：
Q1：中國工會對非典勞工不滿有何回應作為？
A1：（1）個別勞動爭議依《勞動爭議調解仲裁法》，有協商（工會居間幫助、輔助勞工）、調解（分企業內部、外部的「基層人民調解組織」與「鄉鎮街道所設具調解職能的組織」三類，工會幹部可任委員會主席介入處理）、仲裁及訴訟（工會主要是法律援助）。此外，2010年起勞動爭議加劇，緣於職工對經改不滿，工會除上述法律援助（但仍不足），工會對於弱勢職工有一「互助補充保障體系」，例如就業輔助，所以定位及建設工會為「服務型工會」；再者，加強「上下聯動」，意指中華全國總工會（ACFTU，唯一官方全國性工會聯合會）與基層工會加強緊密合作，對於不用國外基金的NGO，則是與之引領合作，反之，是用國外基金的NGO，則會嚴密管控，甚至認定「擾亂社會治安」。
Q2：中國目前非典工作形式？
A2：大致上有：（1）勞務派遣（最大比例）；（2）非全制用工；（3）互聯網發展興盛衍生的工作型態；（4）傳統定義的短期、臨時性工作（服務業最多）；（5）「二孩」政策2016年頒布實施，女性轉做「非全日」工作增加，女性勞動保護恐怕更難，（隱性）就業歧視將不可避免。至於非典人數，中國官方並無全面準確數據，此有兩說：一是已有16%；二是6,000萬人之多（中華全總說法），總之是愈來愈多趨勢。
如果想要發表回應，請先登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