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之是，今日之罪
由 TFFU 於 週二, 09/11/2007 - 10:56 發表
台灣的金融業從十九世紀末開始萌芽發展，已逾百年歷史。不過，現代化的銀行在台灣之發展，則始於日本據台時期。日本據台以前，台灣並無所謂「銀行」這類現代化的金融機構，僅有民間的「銀會」；鴉片戰爭之後，始有買辦性質的「媽振館」（Merchant）及外國銀行的代理店（匯兌館）出現。
曾有論者（賴英照1997）從歷史發展的觀點，以「三張金融拼圖」描述台灣的金融機構發展進程，分別是日據時期存留而接收改組的金融機構、國府遷台後於台灣復業的金融機構，以及台灣光復後始設立之金融機構。
由於銀行業是特許事業，亦即銀行設立須由政府主管機關許可，並且頒給執照才得以經營；加上台灣的銀行設立長期受政策嚴格限制，所以社會時有要求開放銀行設立的聲浪，尤其是那些癡想躋身「銀行家」之列的紅頂商人，無不認為若能順利申請到銀行執照，就像開了一家「印鈔票」的工廠，保證賺錢！
■特許事業「特權」經營
在蔣氏父子掌權期間，黨政軍「三合一」的威權體制及強人政治作風，台籍資本家幾無攀附政治權貴的機會；而且，金融機構在這段期間均受國家控制，除吸收民間大量儲金及外貸資金，並藉由貸放措施，干預一般企業在投資、生產、價格方面的決策（陳東升1995）。
但在李登輝主政十二年期間，不僅整個政治高層的政商關係丕變，而且交織形成關係綿密、錯綜複雜的金權網絡。紅頂商人努力維繫經營與國民黨的關係，以政治順從來換取經濟利益；其中特許行業的利益最為豐厚，從早期的紡織、水泥、保險到銀行業，這些行業均由政府掌控特許權，只准許極少數業者參與經營（包括國民黨黨營事業），造成壟斷寡占的利益。
以一九九○年以後的銀行業開放為例，當時台灣的銀行家數有二十五家，而且絕大部分為公營行庫，這波開放是台灣金融史上最大一次進場機制的啟動，金融機構營業據點從此急遽增加，甚至造成今天銀行家數超過市場胃納的過多現象。
■為什麼一口氣開放十六家？
一九八九年七月，銀行法修改，增訂第五十二條第二項：「依本法或其他法律設立之銀行或金融機構，其設立之標準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在此之前，台灣的金融機構一直處於閉鎖保護狀態，不准新銀行增設；一九九○年四月，財政部制定「商業銀行設立標準」，即為進場機制，從而掀起財團「開銀行」的熱潮。
一九九一年六月二十六日，新銀行核准名單「放榜」，十五家銀行獲准申請設立；另外，富國銀行（高雄商會籌設）、匯通銀行（國泰建設籌設）、五洲銀行（羅馬磁磚籌設）、蘭陽銀行（宜蘭同鄉會籌設）的申請，則遭財政部否決。翌年，政府又通過一家銀行的申請。
當時新銀行「放榜」前夕，哪些銀行可能上榜已經呼之欲出，但是當時的財政部長王建火宣曾刻意說出「（開放）家數由我負責，是我決定的」、「核准家數之多，會超過一般人想像」等談話，意欲反駁有任何政治勢力介入決策，也間接否認傳聞從寬開放家數，是為了「保送」由國民黨投資的華信銀行（現更名建華銀行）「上壘」。
儘管財政部在新銀行審查過程強調客觀公正，惟最後排序揭曉，由國民黨主導投資的華信銀行名列第十五名，而且「早在…財政部尚未宣布召開記者會，便有記者在華信銀行目睹秘書小姐將紙條交給總經理盧正昕，表示華信已然上榜。」最後證實華信銀行是以「吊車尾」，取得這張銀行營業執照（王駿1993）。
■「雨露均霑」的政商關係
王振寰（1996）指出，台灣解嚴之後，國民黨政權不斷遭受一波波政治反對運動及社會運動的挑戰衝擊，內部也面臨激烈的權力鬥爭；代表當時國民黨改革勢力的李登輝，為了獲取本土資本家的支持，繼續鞏固其政權優勢，遂透過新銀行開放政策，幫助過剩的資本尋找出路，以換取資本家在政治上的忠誠。
另外，在掌握「政治資本」的考量之下，國民黨當然不會自外於這波銀行開放的利益競逐，故由黨營事業主導，邀集多家親執政當局的企業共同出資成立華信銀行，展現插手銀行事業志在必得的企圖心。
所以，准許幾家新銀行設立，並非基於「市場」原則，而是政治帶領市場；而長期與國民黨政權維持利益共生關係的「特權」資本家，幾乎都在獲准「榜單」之列，這種「寡頭壟斷」的銀行設立政策，可視為是這個關係的延續。
上述論點可從上榜銀行的資本組合看出端倪，除了國民黨所投資的華信銀行上榜，其他獲准設立的銀行若非具有良好黨政關係的財團（台塑、新光、力霸、亞東、長榮…），要不然就是具有政治影響力的地方派系（三重幫、台南幫、台中黑/紅派…）或政治家族（高雄的陳家及王家…）；更重要的是，這份「雨露均霑」的「榜單」，幾乎就是當時政商關係縮影。
■開放太多不是問題？
新銀行開放設立以後，財政部又陸續同意多家信用合作社、信託公司改制為商業銀行，導致銀行業「過度競爭」，不僅業務性質重疊、獲利空間壓縮，而且在僧多粥少的排擠效應下，超過一半以上的銀行其市場占有率不到1％；另外，政府的金融監理根本沒有落實、金融檢查人力不足，無法立即發現問題銀行缺失，要求限期改善，致使銀行經營狀況不斷。質言之，財政部沒有盡到「防微杜漸」的責任，也突顯台灣的金融監理漏洞百出。
彷彿是一齣令人啼笑皆非的鬧劇，才不過是十年的光景，隨著投機熱潮冷卻、銀行過度競爭的結果，這些新銀行的處境有如雲泥之判。其中，中興銀行如今已似明日黃花，涉嫌重大違法的王玉雲（創行董事長）就曾懊悔「我這輩子最大的錯誤就是開銀行！」大安銀行則因大股東（華新麗華集團）無心經營，已經削價求售給台新銀行，並引發近三百位員工爭取資遣費的勞資爭議。
台灣正逐步走向資本（家）治國的「財閥政治」（plutocracy），政黨輪替只是讓原有複雜多端的政商關係重新洗牌，如今銀行經營出了問題，在商業利益的虧損被擴張解釋成是社會成本的說辭之下，由政府以「金融改革」名義，出面動用立法、補貼等社會資源解救的作法，已被合理化為政府「拚經濟」的重大成果！
目前銀行的大規模合併，不僅充分展現了龐大的經濟權力粗暴不受節制的現實，也顯示過去關於經濟民主與政治民主應該如何扣連的理想已然褪色；同時也代表著金融資本力量壯大到足以打破國家疆界與法規管制，能夠在全球進行最大規模的積累。這種「金權治國」的發展令人引以為憂，屈指可數的金融巨人掌握著過度集中的經濟權力，十足應驗了馬克思（K. Marx）「政府只不過是負責管理整個資產階級共同事務的委員會」這句名言。
然而伴隨著金融自由化的毀滅性潛力，我們有足夠的理由相信，對貨幣與金融放鬆管制的後果，除了造成結構性高失業率、工業投資的停滯，以及社會福利體系的摧毀，也將造成全球金融動盪不安，對經濟成長產生災難性的影響，大規模經濟危機再度出現的可能性將不容小覷！
Tagged: 韓仕賢
出刊日期:
2002/12/15期數:
第二十四期曾有論者（賴英照1997）從歷史發展的觀點，以「三張金融拼圖」描述台灣的金融機構發展進程，分別是日據時期存留而接收改組的金融機構、國府遷台後於台灣復業的金融機構，以及台灣光復後始設立之金融機構。
由於銀行業是特許事業，亦即銀行設立須由政府主管機關許可，並且頒給執照才得以經營；加上台灣的銀行設立長期受政策嚴格限制，所以社會時有要求開放銀行設立的聲浪，尤其是那些癡想躋身「銀行家」之列的紅頂商人，無不認為若能順利申請到銀行執照，就像開了一家「印鈔票」的工廠，保證賺錢！
■特許事業「特權」經營
在蔣氏父子掌權期間，黨政軍「三合一」的威權體制及強人政治作風，台籍資本家幾無攀附政治權貴的機會；而且，金融機構在這段期間均受國家控制，除吸收民間大量儲金及外貸資金，並藉由貸放措施，干預一般企業在投資、生產、價格方面的決策（陳東升1995）。
但在李登輝主政十二年期間，不僅整個政治高層的政商關係丕變，而且交織形成關係綿密、錯綜複雜的金權網絡。紅頂商人努力維繫經營與國民黨的關係，以政治順從來換取經濟利益；其中特許行業的利益最為豐厚，從早期的紡織、水泥、保險到銀行業，這些行業均由政府掌控特許權，只准許極少數業者參與經營（包括國民黨黨營事業），造成壟斷寡占的利益。
以一九九○年以後的銀行業開放為例，當時台灣的銀行家數有二十五家，而且絕大部分為公營行庫，這波開放是台灣金融史上最大一次進場機制的啟動，金融機構營業據點從此急遽增加，甚至造成今天銀行家數超過市場胃納的過多現象。
■為什麼一口氣開放十六家？
一九八九年七月，銀行法修改，增訂第五十二條第二項：「依本法或其他法律設立之銀行或金融機構，其設立之標準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在此之前，台灣的金融機構一直處於閉鎖保護狀態，不准新銀行增設；一九九○年四月，財政部制定「商業銀行設立標準」，即為進場機制，從而掀起財團「開銀行」的熱潮。
一九九一年六月二十六日，新銀行核准名單「放榜」，十五家銀行獲准申請設立；另外，富國銀行（高雄商會籌設）、匯通銀行（國泰建設籌設）、五洲銀行（羅馬磁磚籌設）、蘭陽銀行（宜蘭同鄉會籌設）的申請，則遭財政部否決。翌年，政府又通過一家銀行的申請。
當時新銀行「放榜」前夕，哪些銀行可能上榜已經呼之欲出，但是當時的財政部長王建火宣曾刻意說出「（開放）家數由我負責，是我決定的」、「核准家數之多，會超過一般人想像」等談話，意欲反駁有任何政治勢力介入決策，也間接否認傳聞從寬開放家數，是為了「保送」由國民黨投資的華信銀行（現更名建華銀行）「上壘」。
儘管財政部在新銀行審查過程強調客觀公正，惟最後排序揭曉，由國民黨主導投資的華信銀行名列第十五名，而且「早在…財政部尚未宣布召開記者會，便有記者在華信銀行目睹秘書小姐將紙條交給總經理盧正昕，表示華信已然上榜。」最後證實華信銀行是以「吊車尾」，取得這張銀行營業執照（王駿1993）。
■「雨露均霑」的政商關係
王振寰（1996）指出，台灣解嚴之後，國民黨政權不斷遭受一波波政治反對運動及社會運動的挑戰衝擊，內部也面臨激烈的權力鬥爭；代表當時國民黨改革勢力的李登輝，為了獲取本土資本家的支持，繼續鞏固其政權優勢，遂透過新銀行開放政策，幫助過剩的資本尋找出路，以換取資本家在政治上的忠誠。
另外，在掌握「政治資本」的考量之下，國民黨當然不會自外於這波銀行開放的利益競逐，故由黨營事業主導，邀集多家親執政當局的企業共同出資成立華信銀行，展現插手銀行事業志在必得的企圖心。
所以，准許幾家新銀行設立，並非基於「市場」原則，而是政治帶領市場；而長期與國民黨政權維持利益共生關係的「特權」資本家，幾乎都在獲准「榜單」之列，這種「寡頭壟斷」的銀行設立政策，可視為是這個關係的延續。
上述論點可從上榜銀行的資本組合看出端倪，除了國民黨所投資的華信銀行上榜，其他獲准設立的銀行若非具有良好黨政關係的財團（台塑、新光、力霸、亞東、長榮…），要不然就是具有政治影響力的地方派系（三重幫、台南幫、台中黑/紅派…）或政治家族（高雄的陳家及王家…）；更重要的是，這份「雨露均霑」的「榜單」，幾乎就是當時政商關係縮影。
■開放太多不是問題？
新銀行開放設立以後，財政部又陸續同意多家信用合作社、信託公司改制為商業銀行，導致銀行業「過度競爭」，不僅業務性質重疊、獲利空間壓縮，而且在僧多粥少的排擠效應下，超過一半以上的銀行其市場占有率不到1％；另外，政府的金融監理根本沒有落實、金融檢查人力不足，無法立即發現問題銀行缺失，要求限期改善，致使銀行經營狀況不斷。質言之，財政部沒有盡到「防微杜漸」的責任，也突顯台灣的金融監理漏洞百出。
彷彿是一齣令人啼笑皆非的鬧劇，才不過是十年的光景，隨著投機熱潮冷卻、銀行過度競爭的結果，這些新銀行的處境有如雲泥之判。其中，中興銀行如今已似明日黃花，涉嫌重大違法的王玉雲（創行董事長）就曾懊悔「我這輩子最大的錯誤就是開銀行！」大安銀行則因大股東（華新麗華集團）無心經營，已經削價求售給台新銀行，並引發近三百位員工爭取資遣費的勞資爭議。
台灣正逐步走向資本（家）治國的「財閥政治」（plutocracy），政黨輪替只是讓原有複雜多端的政商關係重新洗牌，如今銀行經營出了問題，在商業利益的虧損被擴張解釋成是社會成本的說辭之下，由政府以「金融改革」名義，出面動用立法、補貼等社會資源解救的作法，已被合理化為政府「拚經濟」的重大成果！
目前銀行的大規模合併，不僅充分展現了龐大的經濟權力粗暴不受節制的現實，也顯示過去關於經濟民主與政治民主應該如何扣連的理想已然褪色；同時也代表著金融資本力量壯大到足以打破國家疆界與法規管制，能夠在全球進行最大規模的積累。這種「金權治國」的發展令人引以為憂，屈指可數的金融巨人掌握著過度集中的經濟權力，十足應驗了馬克思（K. Marx）「政府只不過是負責管理整個資產階級共同事務的委員會」這句名言。
然而伴隨著金融自由化的毀滅性潛力，我們有足夠的理由相信，對貨幣與金融放鬆管制的後果，除了造成結構性高失業率、工業投資的停滯，以及社會福利體系的摧毀，也將造成全球金融動盪不安，對經濟成長產生災難性的影響，大規模經濟危機再度出現的可能性將不容小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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