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觀察】「教育」絕非矯正貧富差距的靈丹妙藥
由 TFFU 於 週二, 09/11/2007 - 12:14 發表
兩個月前，《商業週刊》第800期「一個台灣、兩個世界」專題報導，引證主計處統計資料及失業個案的採訪，明確指出台灣社會貧富差距急速擴大，已經區分出社會金字塔前20%、資源優渥的「贏者圈」集團，以及擁有工作能力、但沒有工作的「新窮人」階級。
新貧階級從小康迅速墜落到舉債度日，相對剝奪感日益提高，終將成為社會不定時炸彈；至於如何消解這個因貧富差距擴大所引發的社會問題，政、商、學界不約而同地將答案指向「教育」：「教育的不正義，惡化了貧富的差距」（李家同語）、「更重要的能力，是要學習能夠再學習的能力」（劉進興語）、「以教育的方式，擴大贏者圈」（張忠謀語）。換句話說，只要在教育問題上使得上力，增加教育的投資，台灣社會的貧富差距問題或可迎刃而解。
「增加對教育的投資」所隱含的意義，無非將「教育」視為資本主義社會可以交易的商品，既然是商品，則必然存在所謂的稀缺性，只有出價最高者才能獲得它，進而發揮最大的使用效益。
在上述主流經濟學式的假設下，教育活動與未來收益之間的關係大致如下：<1>接受高等教育的原因，在於預期未來所得會因此得到最大化的狀態；<2>因為接受高等教育，意味人力資本素質的提高，人力資本的素質與未來的所得之間呈現正相關；<3>在知識經濟的帶領下，對高素質人力資本的需求將有所提升，對低素質人力資本的需求則持續下降。
■教育成就與家庭背景相關
由此觀之，如同張忠謀先生所言，欲晉身「贏者圈」，對自身教育方面的投資必不可少，但吾人不禁納悶，在當前台灣貧富差距迅速擴大之際，誰有能力對其子女，以及自身進行教育投資？與其視所得分配是人力資本分配的反應，還不如說是相反—青年學子的教育成就與雙親的經社地位關係更為密切。
台大經濟系駱明慶教授針對台大學生及其家庭背景關聯度所做的研究，在在證諸能否躋身「贏者圈」的關鍵，不在學子是否努力向學，累積人力資本，而是雙親的經社地位能否給予子女求學的資本與環境。
另一方面，將「教育」當作解決台灣社會不平等問題最重要的關鍵，其實是變相承認了造成社會不平等日益增溫的既存體制的正當性，也就是向資方傾斜的社會財富再分配體制。土增稅減半兩年徵收，政府花費四千億補助台灣高鐵，以及最近立法院財政委員會通過「遺產及贈與稅法」修正草案中遺產稅最高稅率調降，無一不是政府一而再、再而三犧牲納稅人民的荷包，補助財團營運，或是大開富人減稅大門，致使中央政府截至今年度所累積的債務餘額就已累積達到新台幣3.1兆元之譜。即便能夠達成教育機會的均等（也就是李家同教授所指的「正義」），在逆向所得重分配的政策下，還是只會使得富者更富，貧者苦無立錐之地。
■貧富差距的怒火已然悶燒
「教育」固然是促進社會流動的重要手段之一，而台灣經濟之所以在過去能夠發展茁壯，也是植根於優秀的勞動力素質。但吊詭的是，在知識經濟的帶領下，社會不平等鴻溝的擴大，卻是與台灣高知識勞動力增加的速度成正比。既得利益階級高舉「教育」來正當化社會貧富差距擴大的現實，以教育充作「脫貧」的救贖，企圖轉移底層人民對社會不平等制度化的憤怒，此乃統治階級高段之騙術，不可不察！
出刊日期:
2003/05/15期數:
第二十九期新貧階級從小康迅速墜落到舉債度日，相對剝奪感日益提高，終將成為社會不定時炸彈；至於如何消解這個因貧富差距擴大所引發的社會問題，政、商、學界不約而同地將答案指向「教育」：「教育的不正義，惡化了貧富的差距」（李家同語）、「更重要的能力，是要學習能夠再學習的能力」（劉進興語）、「以教育的方式，擴大贏者圈」（張忠謀語）。換句話說，只要在教育問題上使得上力，增加教育的投資，台灣社會的貧富差距問題或可迎刃而解。
「增加對教育的投資」所隱含的意義，無非將「教育」視為資本主義社會可以交易的商品，既然是商品，則必然存在所謂的稀缺性，只有出價最高者才能獲得它，進而發揮最大的使用效益。
在上述主流經濟學式的假設下，教育活動與未來收益之間的關係大致如下：<1>接受高等教育的原因，在於預期未來所得會因此得到最大化的狀態；<2>因為接受高等教育，意味人力資本素質的提高，人力資本的素質與未來的所得之間呈現正相關；<3>在知識經濟的帶領下，對高素質人力資本的需求將有所提升，對低素質人力資本的需求則持續下降。
■教育成就與家庭背景相關
由此觀之，如同張忠謀先生所言，欲晉身「贏者圈」，對自身教育方面的投資必不可少，但吾人不禁納悶，在當前台灣貧富差距迅速擴大之際，誰有能力對其子女，以及自身進行教育投資？與其視所得分配是人力資本分配的反應，還不如說是相反—青年學子的教育成就與雙親的經社地位關係更為密切。
台大經濟系駱明慶教授針對台大學生及其家庭背景關聯度所做的研究，在在證諸能否躋身「贏者圈」的關鍵，不在學子是否努力向學，累積人力資本，而是雙親的經社地位能否給予子女求學的資本與環境。
另一方面，將「教育」當作解決台灣社會不平等問題最重要的關鍵，其實是變相承認了造成社會不平等日益增溫的既存體制的正當性，也就是向資方傾斜的社會財富再分配體制。土增稅減半兩年徵收，政府花費四千億補助台灣高鐵，以及最近立法院財政委員會通過「遺產及贈與稅法」修正草案中遺產稅最高稅率調降，無一不是政府一而再、再而三犧牲納稅人民的荷包，補助財團營運，或是大開富人減稅大門，致使中央政府截至今年度所累積的債務餘額就已累積達到新台幣3.1兆元之譜。即便能夠達成教育機會的均等（也就是李家同教授所指的「正義」），在逆向所得重分配的政策下，還是只會使得富者更富，貧者苦無立錐之地。
■貧富差距的怒火已然悶燒
「教育」固然是促進社會流動的重要手段之一，而台灣經濟之所以在過去能夠發展茁壯，也是植根於優秀的勞動力素質。但吊詭的是，在知識經濟的帶領下，社會不平等鴻溝的擴大，卻是與台灣高知識勞動力增加的速度成正比。既得利益階級高舉「教育」來正當化社會貧富差距擴大的現實，以教育充作「脫貧」的救贖，企圖轉移底層人民對社會不平等制度化的憤怒，此乃統治階級高段之騙術，不可不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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