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山之石】把屬於基層工人的工會要回來！美國工會改革運動簡介系列（一）：從總工會的改選說起
由 TFFU 於 週二, 09/11/2007 - 12:17 發表
作者簡介:
敬仁勞工中心主任出刊日期:
2003/05/15期數:
第二十九期
1980年代，美國工運江河日下，代表保守勢力的雷根上台之後，給予工運更沈重的打擊。1981年「飛航管制員 工會」(PATCO)展開罷工，雷根不顧政府應該在既有協商管道外保持中立的慣例，動用軍方的飛航管制員充當「工賊」，作為罷工時的替代性勞力，瓦解了工 會的罷工，於是，低迷的工運更陷不振。從此之後，主要的工會在團體協約換約時，更容易在勞動條件上妥協，「退讓性的談判」(consectionary bargain)成為工運的主流，廣大基層工人的權益不斷被少數工會頭子出賣。
事實上，美國工運的火車頭「美國總工會」(AFL-CIO)在戰後幾十年中，其主導權始終被保守勢力所掌握，信奉的是勞資合作的「經濟工會主義」 (businessunionism)，他們認為只有勞資合作提升生產效率，勞工才能在大餅中分到多一點，問題在於，所謂的「提升生產效率」其實往往是裁 員與減薪，於是工會勢力不斷弱化。根據統計，從1953年到1986年，非農業部門的整體工會組織率從32.5%降到17.5%：其中製造業從42.4% 降到24.8%；運輸業從79.9%降到37.0%；營造業從83.8%降到22.3%；礦業從64.7%降到14.6%。且從1973年至1985年， 工人的實質週薪減少了14.4%，實質時薪減少了10.1%。
■「新聲音」的出現
這種情形一直到1990年代中期仍然沒有改善，甚至有些工會頭子都開始不能忍受了。1995年是「美國總工會」的改選年，若干工會領導人要求主政了十幾年 的理事長苛刻男(Lane Kirkland)下台、由其副手唐納胡(Tom Donahue)接任，但遭到拒絕，於是戰後幾十年來第一次有挑戰者的改選局面出現，代表著改革勢力的史威尼(John Sweeney)三人組，展開名為「新聲音」(New Voice)的競選活動。
角逐理事長的史威尼，來自近年崛起的「服務業工會」(SEIU)。「服務業工會」是少數有實質會員數成長的美國工會之一（不算靠工會合併造成的會員數增 加），其原因跟工會的組織策略有關，比如說在晚間打掃辦公大樓的清潔工，他們的工作是替白領中產階級收拾垃圾，卻往往連健保都沒有，這種低薪又惡劣的工作 常常是少數族裔或新移民在做，主流工會在以前是不會注意他們的，但史威尼領導下的「服務業工會」發起「為清潔工爭取正義運動」(Justice for Janitors)，就像電影「麵包與玫瑰」所敘述的，組織這些邊緣勞工爭取權益，引起社會廣泛的注意。
角逐第二把交椅財務長位置的川卡(Richard Trumka)，來自「礦工工會」(UMW)。川卡繼承的是「礦工工會」的改革運動傳統，1989年在他理事長任內，工會發動了「彼得斯頓煤礦場」 (Pittston Coal)罷工，這場罷工是非法的，如果失敗工會將面臨六千五百萬美元的賠償，但工會成功號召了數千同情者，從全美國各地開車到維吉尼亞山區罷工現場、加 入罷工封鎖線阻擋工賊的行列，導致最後資方的屈服，當然也沒人再追究違法及賠償的問題，於是川卡成為激進派的象徵。
角逐第三號地位─執行副理事長的琳達‧查維茲‧湯普森(Linda Chavez-Thompson)，來自「地方政府公務員工會」(AFSCME)。從她的姓氏可以看出來其出身是拉丁美洲裔，她代表的是女性及少數族裔的利益。
雖然只有會員工會的代表才有總工會的改選投票權，而這些代表又是會員工會的高層指定的（不是票選出來的，也就是說，他們沒有自主的投票權），基層會員並無 法過問，但「新聲音」競選搭擋成立之後，仍然勤走基層，跑遍當時全美國每一個罷工及勞資爭議現場，替抗爭中的工人加油打氣。
史威尼三人組的氣勢，讓長期低迷的工運狀況為之一振，全國性大媒體早就冷凍起來的勞工線記者，亦開始重出江湖，逼得苛刻男不得不宣布退位欲交棒給唐納胡，但時間已經太晚了，「新聲音」早就發動，而他們也取得了最後的勝利。
■「新聲音」勝利的背後
經過代表的投票，史威尼三人組是以代表七百三十萬會員支持的票數，打敗對手代表五百七十萬會員支持的票數，其間的差距不大，只要任何一個大型工會倒戈，都 足以影響結局。而進步的工運圈內普遍認為，之前1991年「卡車司機工會」(Teamsters)改選由民主派獲勝，是這次總工會改選的關鍵，因為「卡車 司機工會」當時有會員一百三十萬人，剛好是決定性的力量，如果當時「卡車司機工會」繼續由黑道把持，改革派是沒希望在總工會獲勝的。
換句話說，代表改革勢力的「新聲音」獲勝，並不是忽然發生的單一事件，它是美國工運圈內，從1960年代開始的一連串改革運動的階段性成果之一；「新聲 音」的上台，必須要有許多前輩的工會改革運動作基礎才能成功。且這些工會改革運動的成果，並不只是工會領導人間的替換，它是靠許多紮實的基層參與及動員所 形成的；也只有在「基層」(rank-and-file or grassroots)民主動員的操作方式下，改革才能確保、而不致淪為頭人間私下利益交換的「密室政治」。
近年來，許多台灣工運人士很關切工會理事長直選的問題，認為直選是促進工會民主的重要手段；今年又是台灣重要的工會改選年，許多扮演台灣工運火車頭角色的 工會都要改選，關心工運的人也都很期盼改選能夠帶來新的氣象。問題在於，直選就算是工會民主的必要條件，但它恐怕也不是充分條件，到底我們需要哪些條件， 才能真正達到工會民主的目標呢？一個號稱是自主進步的工會，要與基層會員間產生什麼樣的聯繫，才能夠是名副其實呢？台灣工會的新任領導班子們可以採取哪些 方式，來深化工會改革的成果呢？
■ 工會改革運動的他山之石
一個真正進步的工會，其歷史必定有組織性群眾走過的痕跡，而不只是少數領導人的抗爭史而已，相信大家從經驗中也知道，只有幹部參與的工會就像老牛拖車、非常費力。如果會員難以動員，那我們就要思考如何吸引會員的注意、帶動會員的參與。
他山之石，可以攻錯。筆者試圖從美國工運的發展中，整理出幾個工會的改革運動經驗，看他們達到的成果以及侷限，從中找尋我們可以汲取的教訓。最後希望能回到台灣的客觀現狀，看我們能否提出針對台灣現狀的具體改革方案，與實務工作者相互勉勵。
〈下期待續〉
事實上，美國工運的火車頭「美國總工會」(AFL-CIO)在戰後幾十年中，其主導權始終被保守勢力所掌握，信奉的是勞資合作的「經濟工會主義」 (businessunionism)，他們認為只有勞資合作提升生產效率，勞工才能在大餅中分到多一點，問題在於，所謂的「提升生產效率」其實往往是裁 員與減薪，於是工會勢力不斷弱化。根據統計，從1953年到1986年，非農業部門的整體工會組織率從32.5%降到17.5%：其中製造業從42.4% 降到24.8%；運輸業從79.9%降到37.0%；營造業從83.8%降到22.3%；礦業從64.7%降到14.6%。且從1973年至1985年， 工人的實質週薪減少了14.4%，實質時薪減少了10.1%。
■「新聲音」的出現
這種情形一直到1990年代中期仍然沒有改善，甚至有些工會頭子都開始不能忍受了。1995年是「美國總工會」的改選年，若干工會領導人要求主政了十幾年 的理事長苛刻男(Lane Kirkland)下台、由其副手唐納胡(Tom Donahue)接任，但遭到拒絕，於是戰後幾十年來第一次有挑戰者的改選局面出現，代表著改革勢力的史威尼(John Sweeney)三人組，展開名為「新聲音」(New Voice)的競選活動。
角逐理事長的史威尼，來自近年崛起的「服務業工會」(SEIU)。「服務業工會」是少數有實質會員數成長的美國工會之一（不算靠工會合併造成的會員數增 加），其原因跟工會的組織策略有關，比如說在晚間打掃辦公大樓的清潔工，他們的工作是替白領中產階級收拾垃圾，卻往往連健保都沒有，這種低薪又惡劣的工作 常常是少數族裔或新移民在做，主流工會在以前是不會注意他們的，但史威尼領導下的「服務業工會」發起「為清潔工爭取正義運動」(Justice for Janitors)，就像電影「麵包與玫瑰」所敘述的，組織這些邊緣勞工爭取權益，引起社會廣泛的注意。
角逐第二把交椅財務長位置的川卡(Richard Trumka)，來自「礦工工會」(UMW)。川卡繼承的是「礦工工會」的改革運動傳統，1989年在他理事長任內，工會發動了「彼得斯頓煤礦場」 (Pittston Coal)罷工，這場罷工是非法的，如果失敗工會將面臨六千五百萬美元的賠償，但工會成功號召了數千同情者，從全美國各地開車到維吉尼亞山區罷工現場、加 入罷工封鎖線阻擋工賊的行列，導致最後資方的屈服，當然也沒人再追究違法及賠償的問題，於是川卡成為激進派的象徵。
角逐第三號地位─執行副理事長的琳達‧查維茲‧湯普森(Linda Chavez-Thompson)，來自「地方政府公務員工會」(AFSCME)。從她的姓氏可以看出來其出身是拉丁美洲裔，她代表的是女性及少數族裔的利益。
雖然只有會員工會的代表才有總工會的改選投票權，而這些代表又是會員工會的高層指定的（不是票選出來的，也就是說，他們沒有自主的投票權），基層會員並無 法過問，但「新聲音」競選搭擋成立之後，仍然勤走基層，跑遍當時全美國每一個罷工及勞資爭議現場，替抗爭中的工人加油打氣。
史威尼三人組的氣勢，讓長期低迷的工運狀況為之一振，全國性大媒體早就冷凍起來的勞工線記者，亦開始重出江湖，逼得苛刻男不得不宣布退位欲交棒給唐納胡，但時間已經太晚了，「新聲音」早就發動，而他們也取得了最後的勝利。
■「新聲音」勝利的背後
經過代表的投票，史威尼三人組是以代表七百三十萬會員支持的票數，打敗對手代表五百七十萬會員支持的票數，其間的差距不大，只要任何一個大型工會倒戈，都 足以影響結局。而進步的工運圈內普遍認為，之前1991年「卡車司機工會」(Teamsters)改選由民主派獲勝，是這次總工會改選的關鍵，因為「卡車 司機工會」當時有會員一百三十萬人，剛好是決定性的力量，如果當時「卡車司機工會」繼續由黑道把持，改革派是沒希望在總工會獲勝的。
換句話說，代表改革勢力的「新聲音」獲勝，並不是忽然發生的單一事件，它是美國工運圈內，從1960年代開始的一連串改革運動的階段性成果之一；「新聲 音」的上台，必須要有許多前輩的工會改革運動作基礎才能成功。且這些工會改革運動的成果，並不只是工會領導人間的替換，它是靠許多紮實的基層參與及動員所 形成的；也只有在「基層」(rank-and-file or grassroots)民主動員的操作方式下，改革才能確保、而不致淪為頭人間私下利益交換的「密室政治」。
近年來，許多台灣工運人士很關切工會理事長直選的問題，認為直選是促進工會民主的重要手段；今年又是台灣重要的工會改選年，許多扮演台灣工運火車頭角色的 工會都要改選，關心工運的人也都很期盼改選能夠帶來新的氣象。問題在於，直選就算是工會民主的必要條件，但它恐怕也不是充分條件，到底我們需要哪些條件， 才能真正達到工會民主的目標呢？一個號稱是自主進步的工會，要與基層會員間產生什麼樣的聯繫，才能夠是名副其實呢？台灣工會的新任領導班子們可以採取哪些 方式，來深化工會改革的成果呢？
■ 工會改革運動的他山之石
一個真正進步的工會，其歷史必定有組織性群眾走過的痕跡，而不只是少數領導人的抗爭史而已，相信大家從經驗中也知道，只有幹部參與的工會就像老牛拖車、非常費力。如果會員難以動員，那我們就要思考如何吸引會員的注意、帶動會員的參與。
他山之石，可以攻錯。筆者試圖從美國工運的發展中，整理出幾個工會的改革運動經驗，看他們達到的成果以及侷限，從中找尋我們可以汲取的教訓。最後希望能回到台灣的客觀現狀，看我們能否提出針對台灣現狀的具體改革方案，與實務工作者相互勉勵。
〈下期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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