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書推薦】全球化是死胡同或新出路？
由 TFFU 於 週二, 09/11/2007 - 14:30 發表
書名：當企業併購國家—全球資本主義與民主之死
作者：諾瑞娜‧赫茲（Noreena Hertz）
譯者：許玉雯
出版：台北，經濟新潮社出版，城邦文化發行，2003年
■全球化噩夢初醒
還記得1999年西雅圖WTO部長會議時場外聚集的大批「反全球化」群眾嗎？對美國布希總統決議出兵阿富汗時，全球各地不約而同發動的「反戰」遊行還有印象嗎？九月於墨西哥坎昆召開的WTO部長會議中，窮苦的第三世界會員國代表硬是拖延了北方富國擬定的各項自由化議程，會議宣告流產，資本主義先進國家倡導的貿易自由化遭遇嚴重挫敗，WTO體制岌岌可危。
這在號稱景氣循環已經終結的「新經濟」大行其道的七、八年前，「全球化」意味著每個人都得以從中獲得發展的機會，都是自由市場下的受益人，反對它不啻於反對資本主義上帝對自我的救贖。然而在現實世界，除了南北差距再次擴大之外，富國中「第三世界化」的現象更同時持續擴張，勞動人民陷於貧無立錐，企業財富與規模卻屢創新高。全球化厄夢驚醒，1992年曾經協助世界銀行推動俄羅斯向市場經濟轉軌，來自主流經濟圈的赫茲小姐放聲疾呼：企業利益統治著這個世界，企業透過收音機與電視機不斷吐出它們的口號，同時以其帝國主義式的治理手法控制整個國家。
而這一切都發生在過去二十年間，也就是柴契爾與雷根所發動的「新右派」經濟政策－私有化、自由化與放鬆管制－施行之後，不但快速地擊垮了工會的力量，私營企業也從中獲取了成長的養分。赫茲不禁問道：當國家卯足全力為企業服務，我們將為此付出什麼代價？當人民不再信賴政府會照顧其利益，而由未被人民所選出的大企業接手政府的角色時，這樣的一個世界將會帶來何種影響？
■向下沈淪的基層民眾與社會
「拼命往谷底鑽」（race to the bottom）的社會不再是抽象畫，而是現在進行式。國家放鬆法令與管制、降低薪資、大砍社會福利的目的無它，正是營造一個有利於投資的環境。原先就已深陷貧困的第三世界國家，為吸引外資對其內部的反對聲浪，則是直接訴諸暴力鎮壓－奈及利亞的文藝人士維瓦(Ken Saro-Wiwa)要求殼牌石油賠償在當地所造成的環境破壞活動，竟被當局處死。
在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政府為了將投資機會留在國內，持續地施行自由化、減稅等有利於資本家政策，這不但讓資本家擁有更大的權力決定生產地點，侵蝕的稅基將影響社會性支出，隨著資本流動管制的放鬆，高收入者可以更方便地將所持有的資金匯往稅率較低的國家，直接傷害國家徵稅能力。
當國家社會職能萎縮的同時，教育不足、失業、治安敗壞種種社會問題紛至沓來，在企業奪權的過程中所產生的一切問題成為社會各界指責的焦點，並常常妨礙了它擴大獲利的能力，「企業社會責任」的概念應運而生，博得「公民社會」美名的同時，爭取消費者對旗下品牌的忠誠。赫茲對此潑了一桶冷水，她提到：「1920年代收拾經濟蕭條殘局的是美國政府…，企業或許可以協助減輕貧窮、解決問題和不公的事情，可是進行社會投資，主持社會公義，絕對不會變成企業的核心活動。」處在全球化的今天，一旦企業決定轉移生產基地，先前所負的「社會責任」也將因此遠走海外；此外，將公共服務民營化後，「獲利」成為企業的唯一目的，為樽節成本所引發的各項問題勢必應運而生，英國國鐵私有化之後連年的火車出軌死亡車禍便是血淋淋的例子。
■政治的終結與其他出路
無論是左派還是右派政府，在稅賦與社會福利的政策並不會出現顯著的差異，這的確令人感到氣餒，也讓投票失去其應有意義。從美國與英國與日俱減的大選投票率看來，民眾已經放棄了政治，再也不相信政府能夠解決當前發生的問題；換言之，「政治的終結」意味著民眾如欲解決自身的問題，毋須經由政府，而是透過自己「消費者」的身分，直接行動對抗企業霸權。赫茲是這麼說的：「在這個政治冷感的年代，消費主義逐漸取代市民主義，成為一般老百姓在公眾舞台取得身分及認同的工具。」然而透過「拒買」、「杯葛特定商品」的行為當真是對抗不良企業的靈丹妙藥？赫茲自己卻也推翻了自己先前的看法：「消費者與股東的意識抬頭…，反而是讓那些有高消費能力的人更有權大聲說話…，對那些收入低和沒有資格貸款的人而言，他們的消費能力比不上中產階級，這種抗爭的形式不是他們可以做得來的。」
至於社會運動，赫茲的態度也是搖搖擺擺，一會兒歌頌他們對抗當前全球化的努力，卻又指稱這些運動團體缺乏代表性。最後，赫茲簡短地提出三點作結，包括：打破企業運用資金控制政治運作的現象；全面停止「由上往下分配的經濟政策」；法規不應該鬆綁，必須審慎考慮公共財收歸中央政府管理的可能性。質言之，赫茲最後還是將改革重點導引指向恢復國家權力的自由民主體制。
■回歸民主政府還是另謀出路？
本書內容引證詳實，資料生動豐富，可讀性高，但美中不足的是，作者並未將企業如何「併購」國家的過程仔細交代，而這正是社會階級權力消長的關鍵，如此方能動態地掌握社會變遷全貌，對於作者所提出的三項解決方案－消費者運動、反全球化社會運動與回歸自由民主體制的建議－吾人也才有一個評判的標準。
回歸自由民主體制，也就是是否仰賴國家解決問題，一直是社會運動爭議的焦點，然這一切莫不建基於「國家為一中立的仲裁者」的假設上。社會學者歐康諾(James Oonnor)則從生產條件的創造來看待現代政府的角色，他認為「生產的各種條件不是依照市場法則創造的。因此有必要存在一些代理機構，他們的任務是創造各種生產條件或是使資本進入這種生產條件，在資本主義社會中，這樣的代理機構就是政府。」
確保資本主義以及其上的法律運作為資本主義國家最重要的職能之一，如何使在結構上就已經偏向資本家階級的國家能夠稍稍伸出國家社會性的左手，背後還必須有強大的工人階級與市民運動推動與施壓，向下沈淪的生活處境才能得到改善，這也是具有自由經濟背景的「圈內人」赫茲無法洞悉的政治邏輯。畢竟，赫茲的目的僅在勸告政治人物與企業老闆改變現有的做法，而不是為變革危機四伏的資本主義另謀出路。
出刊日期:
2003/11/15期數:
第三十五期作者：諾瑞娜‧赫茲（Noreena Hertz）
譯者：許玉雯
出版：台北，經濟新潮社出版，城邦文化發行，2003年
■全球化噩夢初醒
還記得1999年西雅圖WTO部長會議時場外聚集的大批「反全球化」群眾嗎？對美國布希總統決議出兵阿富汗時，全球各地不約而同發動的「反戰」遊行還有印象嗎？九月於墨西哥坎昆召開的WTO部長會議中，窮苦的第三世界會員國代表硬是拖延了北方富國擬定的各項自由化議程，會議宣告流產，資本主義先進國家倡導的貿易自由化遭遇嚴重挫敗，WTO體制岌岌可危。
這在號稱景氣循環已經終結的「新經濟」大行其道的七、八年前，「全球化」意味著每個人都得以從中獲得發展的機會，都是自由市場下的受益人，反對它不啻於反對資本主義上帝對自我的救贖。然而在現實世界，除了南北差距再次擴大之外，富國中「第三世界化」的現象更同時持續擴張，勞動人民陷於貧無立錐，企業財富與規模卻屢創新高。全球化厄夢驚醒，1992年曾經協助世界銀行推動俄羅斯向市場經濟轉軌，來自主流經濟圈的赫茲小姐放聲疾呼：企業利益統治著這個世界，企業透過收音機與電視機不斷吐出它們的口號，同時以其帝國主義式的治理手法控制整個國家。
而這一切都發生在過去二十年間，也就是柴契爾與雷根所發動的「新右派」經濟政策－私有化、自由化與放鬆管制－施行之後，不但快速地擊垮了工會的力量，私營企業也從中獲取了成長的養分。赫茲不禁問道：當國家卯足全力為企業服務，我們將為此付出什麼代價？當人民不再信賴政府會照顧其利益，而由未被人民所選出的大企業接手政府的角色時，這樣的一個世界將會帶來何種影響？
■向下沈淪的基層民眾與社會
「拼命往谷底鑽」（race to the bottom）的社會不再是抽象畫，而是現在進行式。國家放鬆法令與管制、降低薪資、大砍社會福利的目的無它，正是營造一個有利於投資的環境。原先就已深陷貧困的第三世界國家，為吸引外資對其內部的反對聲浪，則是直接訴諸暴力鎮壓－奈及利亞的文藝人士維瓦(Ken Saro-Wiwa)要求殼牌石油賠償在當地所造成的環境破壞活動，竟被當局處死。
在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政府為了將投資機會留在國內，持續地施行自由化、減稅等有利於資本家政策，這不但讓資本家擁有更大的權力決定生產地點，侵蝕的稅基將影響社會性支出，隨著資本流動管制的放鬆，高收入者可以更方便地將所持有的資金匯往稅率較低的國家，直接傷害國家徵稅能力。
當國家社會職能萎縮的同時，教育不足、失業、治安敗壞種種社會問題紛至沓來，在企業奪權的過程中所產生的一切問題成為社會各界指責的焦點，並常常妨礙了它擴大獲利的能力，「企業社會責任」的概念應運而生，博得「公民社會」美名的同時，爭取消費者對旗下品牌的忠誠。赫茲對此潑了一桶冷水，她提到：「1920年代收拾經濟蕭條殘局的是美國政府…，企業或許可以協助減輕貧窮、解決問題和不公的事情，可是進行社會投資，主持社會公義，絕對不會變成企業的核心活動。」處在全球化的今天，一旦企業決定轉移生產基地，先前所負的「社會責任」也將因此遠走海外；此外，將公共服務民營化後，「獲利」成為企業的唯一目的，為樽節成本所引發的各項問題勢必應運而生，英國國鐵私有化之後連年的火車出軌死亡車禍便是血淋淋的例子。
■政治的終結與其他出路
無論是左派還是右派政府，在稅賦與社會福利的政策並不會出現顯著的差異，這的確令人感到氣餒，也讓投票失去其應有意義。從美國與英國與日俱減的大選投票率看來，民眾已經放棄了政治，再也不相信政府能夠解決當前發生的問題；換言之，「政治的終結」意味著民眾如欲解決自身的問題，毋須經由政府，而是透過自己「消費者」的身分，直接行動對抗企業霸權。赫茲是這麼說的：「在這個政治冷感的年代，消費主義逐漸取代市民主義，成為一般老百姓在公眾舞台取得身分及認同的工具。」然而透過「拒買」、「杯葛特定商品」的行為當真是對抗不良企業的靈丹妙藥？赫茲自己卻也推翻了自己先前的看法：「消費者與股東的意識抬頭…，反而是讓那些有高消費能力的人更有權大聲說話…，對那些收入低和沒有資格貸款的人而言，他們的消費能力比不上中產階級，這種抗爭的形式不是他們可以做得來的。」
至於社會運動，赫茲的態度也是搖搖擺擺，一會兒歌頌他們對抗當前全球化的努力，卻又指稱這些運動團體缺乏代表性。最後，赫茲簡短地提出三點作結，包括：打破企業運用資金控制政治運作的現象；全面停止「由上往下分配的經濟政策」；法規不應該鬆綁，必須審慎考慮公共財收歸中央政府管理的可能性。質言之，赫茲最後還是將改革重點導引指向恢復國家權力的自由民主體制。
■回歸民主政府還是另謀出路？
本書內容引證詳實，資料生動豐富，可讀性高，但美中不足的是，作者並未將企業如何「併購」國家的過程仔細交代，而這正是社會階級權力消長的關鍵，如此方能動態地掌握社會變遷全貌，對於作者所提出的三項解決方案－消費者運動、反全球化社會運動與回歸自由民主體制的建議－吾人也才有一個評判的標準。
回歸自由民主體制，也就是是否仰賴國家解決問題，一直是社會運動爭議的焦點，然這一切莫不建基於「國家為一中立的仲裁者」的假設上。社會學者歐康諾(James Oonnor)則從生產條件的創造來看待現代政府的角色，他認為「生產的各種條件不是依照市場法則創造的。因此有必要存在一些代理機構，他們的任務是創造各種生產條件或是使資本進入這種生產條件，在資本主義社會中，這樣的代理機構就是政府。」
確保資本主義以及其上的法律運作為資本主義國家最重要的職能之一，如何使在結構上就已經偏向資本家階級的國家能夠稍稍伸出國家社會性的左手，背後還必須有強大的工人階級與市民運動推動與施壓，向下沈淪的生活處境才能得到改善，這也是具有自由經濟背景的「圈內人」赫茲無法洞悉的政治邏輯。畢竟，赫茲的目的僅在勸告政治人物與企業老闆改變現有的做法，而不是為變革危機四伏的資本主義另謀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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