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90年4月，財政部公布「商業銀行設立標準」及「申請設立商業銀行有關事項」，銀行設立自由化終於鳴槍起跑，奔向台灣金融史上另一個里程碑。1991年6月，在當時的財政部長王建火宣強力主導下，新銀行的開放「沒有底線」，於是原本只打算設立三、五家新銀行，也因此急速擴大開放家數至15家。

    開放十年，時至今日，「三步一分行」的銀行密布程度所導致的激烈競爭結果，就是各銀行平均獲利偏低、授信品質惡化，於是許多銀行面臨合併或經營權轉讓的命運；再加上台灣入WTO在即，金融業在面臨國際大資本強大的競爭優勢，為了生存，也不得不在國際潮流的西風東漸之下，刮起了金融業合併的風潮。

最多5家？結果15家！

    不少人將銀行遭逢合併或倒閉的金融亂象，歸因於當年財政部執意開放這麼多家銀行之故，連前總統李登輝在1999年初台灣爆發本土金融危機時都說：「銀行家數太多，導致銀行業相互競爭而利益受損，幾乎無利可圖。」不過在檢視當時這項金融政策是否出錯前，得先回溯1990年的社會背景。當時的行政院長郝柏村眼見證券商接二連三地倒閉，而緊急暗示財政部「新銀行的家數最多不可超過五家」，王建火宣也打算藉提高設立門檻管制家數以避免「金融大地震」，這樣的政策基調卻遭到自由派學者、民代及有意競逐銀行業者的聯手強力抨擊。於是，政府為順應姑情，「最多五家」的底線撤除了，也一舉把王建火宣送上了「亞洲最佳財政部長」的寶座。為何昔日多多益善的「政治正確」，今日反又成了眾矢之的、罪魁禍首？！

    很清楚的，當初到底要不要開放那麼多家新銀行，根本不是一個就人口比例、經濟規模、金融機構數量來做客觀衡量的問題，而是統治階級內各集團力量相互競逐的結果。因此「to be，or not to be？」可不是只拘泥在「數目字」上打轉的問題，其間牽涉複雜的政治經濟結構面向，才是吾人檢視此銀行開放政策的切入點。

    當初開放私營銀行的官方說法有二：一是希望開放市場自由競爭，加速金融自由化；一是為了遏止地下金融盛行的歪風。

金融自由化替跨國資本投石問路

    王建火宣當時即一再強調「不自由化，沒法國際化」。而當時推動金融自由化政策的背景則是，資本主義經濟在挺進1970年代之後，因生產過剩、消費不足而引發的二次石油危機，使其無法延續60年代的繁榮樣貌，再度墜入無法逃避的週期性世界經濟危機之中。飽受經濟危機之苦的資本主義發達國家，一方面施行保護主義，一方面施用其強權壓迫第三世界國家開放市場，使其過剩商品得以順利輸出，亦使其跨國資本得以在第三世界國家投資，以低成本換取更高利潤。台灣自1980年代末開始推動金融自由化，即是為了跨國資本投資台灣金融業暖身。

    此外，自1980年代起，台灣的工資上揚、土地價格和各種生產成本上升，使企業利潤率相對下降，而影響企業在台投資之意願。資本家投資意願的降低，一時之間造成游資充斥，「淹腳目」的台灣錢遂集體投入到房地產、股票及地下金融等的投機市場中，終致「鴻源案」的爆發，而見證了台灣80年代泡沫經濟的不穩定。解除戒嚴體制的國民黨，因一波波反對運動及社會運動的挑戰衝擊，使其執政的絕對優勢響起了警鈴。於是，為了獲得本土資本家的支持，以鞏固其政權的優勢，則藉由新銀行的開放設立，幫他們過剩的資本尋找出路並放權讓利給資本家，以換來他們在政治上的忠誠。

    再回頭瞧瞧開放銀行私營的官方說法，在其貌似兼顧全民利益的表面紗幕底下，其實骨子裡全是為了資本家（不論是跨國或國內資本）之利益著想，至於到底要開放多少家新銀行，早已不是當時考慮的重點，如何讓獲得青睞的各財團能順利分得一杯羹才是此政策的優先考量。而此等一味討好資本家而未顧及社會整體利益的決策，不僅在今日反噬了統治階級，也使得銀行員工面臨失業及廣大人民面臨金融危機再次發生的威脅，未來所將付出的社會成本之高，恐已不是短視近利的統治階級所能夠想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