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勞工觀點的研究如何成為工會運動的助力？」是筆者出席2002年GPN（Global Policy Network）亞洲區域會議期間，與會者不斷提問的重點。九月二日，來自十五個國家、十九名代表，齊聚泰國曼谷參與這場為期三天的會議，各國代表經由「工作坊」的討論模式，分析各國勞工運動面臨的挑戰，並研擬未來的研究議題，討論可行的計劃與合作模式，希望透過明確的工作方針，讓從勞工觀點出發的研究，能夠成為全球工會運動的重要助力。
GPN是由與工會運動相關的政策或研究機構組成的網絡，全球約有二十七個來自不同國家的非營利研究組織參加這個網絡。2000年3月一場在德國漢堡舉行的「政策前瞻國際會議（International Progressive Policy Conference）」促成了這個網絡的建立，其中來自巴西、美國、比利時、南非和日本的五個研究機構組成推動委員會，負責監督GPN的各項計畫。成立這個網絡的目的是希望各會員組織分享其資訊與研究成果，促進各國相關議題的統合分析，並提供全球經濟體系下各國勞工的重要訊息。
由於GPN平時的運作是依靠網際網絡作為互通訊息的重要平台，因此約隔一年就會召開年會或地區會議，讓會員組織彼此面對面分享經驗與討論。而亞太區會議便邀集了來自澳洲、孟加拉、斐濟、香港、印度、印尼、日本、馬來西亞、紐西蘭、巴基斯坦、南韓、斯里蘭卡、泰國等國的會員組織，由推動委員會之一的美國經濟研究組織（Economy Policy Institute, EPI）和日本連合總合生活開發研究所（Research Institute for the Advancement of Living Standards, RIALS）擔任主辦單位。台灣於今年首度加入，在台大政治系教授黃長玲引薦下，由筆者代表台灣勞工陣線協會參與此次會議。
會議初始，EPI研究員Lisa請與會者提出對此次會議的期待，並一一寫在全開白報紙上，這些期待包括：如何培養工會獨立研究的能力、如何找到明確或獨立的研究指標、如何籌措經費、討論重要且有意義的議題等，共寫滿四張白報紙後，貼在會場後方牆壁。
◎各國勞工所面臨的挑戰
接著，由與會者說明所屬國家勞工面臨的最大挑戰，並分享各機構如何藉由研究來協助勞工影響政策。由於每個國家有其獨特的政經背景，各國代表所提出的各式「挑戰」，在概念上或許相同，但是實質內涵皆不同。例如工會組織率方面，台灣受限於廠場/企業工會的形式，工會組織率難以突破；但是南韓的工會組織率下降係因企業倒閉之故，斐濟的工會組織率正在起步階段，泰國則是擔憂工會的爭議權太薄弱。
另外，紐西蘭、馬來西亞和台灣都面臨私有化的問題，在紐西蘭，私有化還包括公共服務或社會福利的私有化，他們已開始檢討私有化之弊端；在馬來西亞，私有化則是國有企業出售的形式；台灣即將進入下一波的私有化，包括前一階段尚未完成「民營」的國有企業，以及多數的公共服務和社會福利。
失業問題是許多國家勞工的痛。台灣和香港勞工面對中國的市場磁吸效應，失業率大幅攀升，貧富差距也提高，印尼、菲律賓也擔心同一問題。
斐濟的勞工正面臨農業轉為工業的社會變遷，多數農民賣掉農田來到都市，因此面臨就業、住宅、子女教育、醫療等需求；在印尼，八○年代他們才剛面臨工業化轉型的衝擊，很快地又面臨全球經濟不景氣的波及，不少工廠關閉，有些家庭甚至將兒童送到工廠賺取微薄薪水以分擔家計。
在日本，勞工才勉強度過「失落的十年」（經濟泡沫化），他們很擔憂還有另一個十年要苦撐，由於預期物價會更便宜，日本消費者延緩購買各種物品，通貨緊縮的結果更使經濟惡化呈負成長。
◎挑戰問題的極限
面對不同國家這麼多不同的需求與挑戰，主辦單位如何讓與會者產生共識呢？根據各國勞工所面臨的挑戰，EPI另一研究員John請大家提出自己心中最具優先性的工會/勞工議題。在大家腦力激盪之下，各組提出的議題包括：職業保險、勞動三權、社會安全網、非正式部門、工會研究（工會本身如何從事研究）、貿易自由化與農業部門之因應、社會保險改革、勞動力市場改革（針對工作彈性化、臨時化所作的改革與因應政策）、工作本質的劇變及其對勞工/工會的負面影響、私有化及跨國財團之下國家角色不斷退縮之議題，以及全球化。
在討論與說服過程中，筆者發現不同國家由於面臨不同的挑戰及資源，與會者所選定的議題重心也有差別。例如，對於斐濟來說，建立職業保險是重要的，但台灣要的是將勞工保險年金化，並拉近不同職業保險間的給付水準；但對日本或美國來說，他們擔憂既有的社會/職業保險給付遭到縮減，因此討論最後決定將議題設定在「社會保險改革」，以涵括各國的需求。
此外，各組也討論應如何取得各項議題的相關資訊，結果發現各國研究資料的取得來源主要為：來自政府的官方資料、工會的最新資料或其他NGO（非營利組織）的資料。但是，這些統計資料的定義及指標是否值得信賴、是否可以互相比較？這往往困擾著研究者的分析及詮釋；更重要的是如何從勞工觀點來分析這些資料，好讓勞工與工會清楚知道自己身處的局勢為何。
在John的帶領下，與會者再次針對上述議題進行廣泛且深入討論，大家不僅貢獻各自在國內的研究經驗，也試圖建立此次亞太地區各國的研究網絡，而這些議題也將成為2003年GPN全球性會議的討論議案。其中，「如何強化工會實力」和「如何讓工會有能力進行研究」是大家關注的重點。相對於美國、紐西蘭或澳洲的工會實力，台灣及東南亞各國對工會實力的悲觀，讓來自澳、美的經濟學家感到詫異，而在工作彈性化、臨時化的趨勢下，各國代表都同意這對工會運動的影響不容小覷，值得投入研究，以掌握其間的變動與效應。至於「如何讓工會有能力進行研究」將是一條漫長的路，這必須與工會實力、募款能力等搭配，才能讓工會具有獨立於學術機構的研究人員及研究視野。
與會者也提到若從工會組織取得相關的資料，將有助於這些統計資料的可信度，因此協助工會掌握重要的統計指標相當重要，是協助工會自行研究的第一步。從GPN要求各會員組織撰寫的年度勞動國情報告格式來看，或許報告中要求的某些指標對工會來說是極具參考的資料，例如：勞動力市場中性別、種族、正式/非正式部門等區隔情形，失業率與長期失業率，薪資和收入的分配、等級和成長率，實質薪資的等級與成長率，國民生產毛額的歷年變化、貧窮率、貧富差距、勞動力的工會組織率、法定最高工時及最低薪資。
最後，與會者回顧了第一天會議中提到的期待，Lisa帶大家逐條回顧貼在牆上的內容，發現經過主辦單位極具巧思與嚴謹的議程安排，竟讓與會者多數拋出的問題在會議中獲得討論，因此除了少數議題的遺珠之憾外，與會者都非常肯定這次會議的功能與成效！
◎困境與省思
筆者以實務工作者的身分參與這場以「研究員」為主體的會議，一開始確實面臨著不知如何對話的困難，帶領討論的研究員總是不斷地問：那麼台灣的研究…，那麼台灣的研究議題…，我們研究人員該如何…。問題在於，台灣並沒有獨立研究機構生存的空間，大多數是依靠學術單位中對勞工友善的學者，在官方的經費補助中，也甚少讓工會或工運團體進行研究，彷彿「研究」是學者專家的專利，實務工作者只要負責執行活動即可。
因此，筆者轉而以學習、觀摩的角度來觀察其他國家在勞工領域研究上的經驗，以下為筆者的數點想法。首先，我們常常把研究想的很難。用非常簡單的話來說，研究是用有系統的方式來了解事實。你如何知道大多數勞工對工會的觀感？你如何知道大多數銀行員對金融變革的觀感？並不是因為我們每天接觸支持工會的人，所以我們說「大多數勞工對工會很有信心」，必須透過一套有系統的方式來搜集資料，例如發放問卷、訪問足夠多人的意見，如此我們才能說出這樣的話。
其次，研究能幹麼？許多人存疑。筆者也對研究的實用性存疑，但經過此次會議，筆者認為勞工研究的實用性必須從勞工的觀點出發，讓勞工了解他們身處的環境，或是讓勞工能藉著研究成果來推動或修改有利於勞工的政策。
再來，誰來做研究？多數人大概會以為應聘請專家學者來進行。但事實上，讓工會本身具有研究能力也是勞工運動的目標之一。在這個講求「知識經濟」的年代裡，知識本身是一種競爭力，那麼工會也應提升自己的競爭力，培養蒐集資料、掌握知識的能力，才能夠迎接全球化對勞工運動的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