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事評論】金融弊案與金融分配不公
由 TFFU 於 週一, 08/27/2007 - 23:45 發表
最近某天的晚間電視新聞一前一後播放兩則報導：前一則是一名30歲出頭的男子持刀挾持在銀行內辦事的民眾，威脅行員交出1萬多元，卻被及時趕至的警網逮捕。報導中說這名男子以60分的高利向地下錢莊借貸，因還不出錢才鋌而走險；電視螢幕顯示這名男子羞愧地低頭被押解至警局的畫面。
下一秒電視切換到另一個畫面，另一名女子帶著墨鏡、面露微笑，在保鏢的簇擁下走出地檢署，主播旁白說，這是力霸金融弊案中，擔任中華商銀副總經理的王令可在檢調專案小組約談下到案。據查，中華商銀遭力霸集團掏空近100億元與其有直接關係，最後檢方諭知她以6百萬元交保候傳。
■金融惡盜逍遙法外 卡債族被嚴苛催討
這一幕對比的反差確實是再諷刺不過，卻是台灣社會的實況。持刀搶劫銀行1萬餘元的罪犯鋃鐺入獄，掏空銀行100億元的罪犯卻逍遙法外。而逍遙法外者又何止王氏家族？
最令人感到不安者，不僅是金檢單位長期的疏失漏洞、政商關係橫跨政黨輪替之牽連糾葛，以及司法體系追訴經濟犯罪時的緩不濟急。除此之外，透過電視螢幕呈現出來的，更是金融資源的分配隨著社會階級的差異，竟是如此不公不義。
一位卡債債務人與銀行協商清償債務方案時，即使處境再如何堪憐（譬如債務人已經臥病在床或殘廢），其債務本金也不可能打一絲一毫的折扣，目前債務協商機制中最優惠的條件也只不過是120期零利率；然而，我們看到，力霸集團積欠公股銀行的債務，卻在政府介入紓困之下，可以一欠十餘年不還，甚至還不計利息！這種制度外的財務紓困（凍結債務償還、使其利息打折或分期償付），不僅在國民黨執政時期如此做，在民進黨執政後也繼續下去。
根據中國時報報導，國民黨時期有禾豐集團（514億元）、漢陽（382億元）、新巨群（348億元）、安峰（344億元）、廣三（216億元）、宏福（116億元）、瑞聯（110億元）；民進黨執政時期有東帝士（680億元）、宏國（425億元）、慶豐（325億元）、長億（200億元）、大穎（185億元）、桂宏（173億元）、國豐（132億元）、台鳳（132億元），呆帳金額動輒上百億元。台灣的銀行體系對於這些錢進中國、債留台灣的大老闆何其慷慨大方，對卑微的卡債族又何其嚴酷！
一般人對「金融弊案」深惡痛絕，但是對於「金融資源分配不公」可能卻沒有什麼特別感覺。事實上，若論對社會發展的扭曲，後者的危害可不一定比前者小。在早期國民黨威權統治牢牢掌控金融體系的年代，是沒有什麼大的金融弊案的，可是國民黨以政治力左右金融配給，以遠低於市場利率扶植國營企業與效忠國民黨的大型特權資本，相對剝削中小企業與弱勢團體，所造成的「金融壓抑（不公）」，到了1980年代末期已經嚴重扭曲台灣的經濟與社會發展，不得不改弦更張；這是政府於1990年代早期必須展開一連串金融自由化、民營化改革的重要背景。這顯示沒有弊案的金融體系未必是好的；一個沒有金融壓抑、有效率分配資源的金融體系才是改革的真正目標。
■「金融壓抑」造成金融資源分配不公
問題在於，許多人以為「金融壓抑」是政治力介入才會存在的現象，只要市場開放了，自然會達成分配效率的極大化，也就不存在分配不公的問題。實際的情況是，以前被獨裁政府納為禁臠的金融高地，在開放的當口反而淪為各種政商勢力競逐的場域，轉型的過程表面上尊重市場邏輯，實際上政商關係的黑影依舊幢幢，改革20年之後，不僅金融弊案變多了，金融壓抑換了另一種形式，依舊存在。
譬如，金融自由化已經20年，對中小企業貸款的主力依舊是以肩負政策任務的公營銀行為大宗；即使銀行爛頭寸一大堆，存款利率已降至1％左右，多年來信用卡利率仍固著在民法規定的利率上限20％。（即使如高度競爭的美國信用卡市場，研究權威Lawrence Ausubel檢視10年歷史資料亦發現信用卡利率存在高度「固著」現象）。我們應該謹記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史蒂格利茲（J. Stiglitz）的提醒：在政府管制最小的環境裡，資本家不僅會極力避免完全競爭（因為完全競爭意味著利潤接近為零），反而會運用各種影響力來維持壟斷利潤（因為壟斷才意味利潤極大化）。
要反省台灣20年來金融改革的不歸路，不僅要重新規範政商關係，強化金融監理能力，更要重新找回金融作為社會發展繁榮之重要中介的原始目的，將此一目的納入金融改革的藍圖中，才是正辦。前金管會主委施俊吉曾透露，有意仿照政府管制電信市場、設立電信普及基金的作法，也在金融市場設立類似的普及基金，以矯正金融機構對弱勢團體「劃紅線」的歧視行為；行政院副院長蔡英文也曾經說，所謂金融機構的「社會責任」不是贊助幾場藝文活動就算數，必須體現在銀行貸放業務當中。這些都是對於金融功能的正確理解，可惜僅止於構想與評論，尚未付諸政策規劃與行動。
從這個角度看來，人們對於金融弊案深惡痛絕，對於金融資源分配不公卻無動於衷，豈不奇怪？阻止未來的王又曾們掏空銀行，只能算改革一半；要讓未來所有人民都能公平地獲得金融資源，不受地上錢莊或地下錢莊的高利剝削，才算改革成功。
作者簡介:
北商銀產工總幹事、【禿鷹的晚餐】作者出刊日期:
2007/02/15期數:
第七十四期下一秒電視切換到另一個畫面，另一名女子帶著墨鏡、面露微笑，在保鏢的簇擁下走出地檢署，主播旁白說，這是力霸金融弊案中，擔任中華商銀副總經理的王令可在檢調專案小組約談下到案。據查，中華商銀遭力霸集團掏空近100億元與其有直接關係，最後檢方諭知她以6百萬元交保候傳。
■金融惡盜逍遙法外 卡債族被嚴苛催討
這一幕對比的反差確實是再諷刺不過，卻是台灣社會的實況。持刀搶劫銀行1萬餘元的罪犯鋃鐺入獄，掏空銀行100億元的罪犯卻逍遙法外。而逍遙法外者又何止王氏家族？
最令人感到不安者，不僅是金檢單位長期的疏失漏洞、政商關係橫跨政黨輪替之牽連糾葛，以及司法體系追訴經濟犯罪時的緩不濟急。除此之外，透過電視螢幕呈現出來的，更是金融資源的分配隨著社會階級的差異，竟是如此不公不義。
一位卡債債務人與銀行協商清償債務方案時，即使處境再如何堪憐（譬如債務人已經臥病在床或殘廢），其債務本金也不可能打一絲一毫的折扣，目前債務協商機制中最優惠的條件也只不過是120期零利率；然而，我們看到，力霸集團積欠公股銀行的債務，卻在政府介入紓困之下，可以一欠十餘年不還，甚至還不計利息！這種制度外的財務紓困（凍結債務償還、使其利息打折或分期償付），不僅在國民黨執政時期如此做，在民進黨執政後也繼續下去。
根據中國時報報導，國民黨時期有禾豐集團（514億元）、漢陽（382億元）、新巨群（348億元）、安峰（344億元）、廣三（216億元）、宏福（116億元）、瑞聯（110億元）；民進黨執政時期有東帝士（680億元）、宏國（425億元）、慶豐（325億元）、長億（200億元）、大穎（185億元）、桂宏（173億元）、國豐（132億元）、台鳳（132億元），呆帳金額動輒上百億元。台灣的銀行體系對於這些錢進中國、債留台灣的大老闆何其慷慨大方，對卑微的卡債族又何其嚴酷！
一般人對「金融弊案」深惡痛絕，但是對於「金融資源分配不公」可能卻沒有什麼特別感覺。事實上，若論對社會發展的扭曲，後者的危害可不一定比前者小。在早期國民黨威權統治牢牢掌控金融體系的年代，是沒有什麼大的金融弊案的，可是國民黨以政治力左右金融配給，以遠低於市場利率扶植國營企業與效忠國民黨的大型特權資本，相對剝削中小企業與弱勢團體，所造成的「金融壓抑（不公）」，到了1980年代末期已經嚴重扭曲台灣的經濟與社會發展，不得不改弦更張；這是政府於1990年代早期必須展開一連串金融自由化、民營化改革的重要背景。這顯示沒有弊案的金融體系未必是好的；一個沒有金融壓抑、有效率分配資源的金融體系才是改革的真正目標。
■「金融壓抑」造成金融資源分配不公
問題在於，許多人以為「金融壓抑」是政治力介入才會存在的現象，只要市場開放了，自然會達成分配效率的極大化，也就不存在分配不公的問題。實際的情況是，以前被獨裁政府納為禁臠的金融高地，在開放的當口反而淪為各種政商勢力競逐的場域，轉型的過程表面上尊重市場邏輯，實際上政商關係的黑影依舊幢幢，改革20年之後，不僅金融弊案變多了，金融壓抑換了另一種形式，依舊存在。
譬如，金融自由化已經20年，對中小企業貸款的主力依舊是以肩負政策任務的公營銀行為大宗；即使銀行爛頭寸一大堆，存款利率已降至1％左右，多年來信用卡利率仍固著在民法規定的利率上限20％。（即使如高度競爭的美國信用卡市場，研究權威Lawrence Ausubel檢視10年歷史資料亦發現信用卡利率存在高度「固著」現象）。我們應該謹記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史蒂格利茲（J. Stiglitz）的提醒：在政府管制最小的環境裡，資本家不僅會極力避免完全競爭（因為完全競爭意味著利潤接近為零），反而會運用各種影響力來維持壟斷利潤（因為壟斷才意味利潤極大化）。
要反省台灣20年來金融改革的不歸路，不僅要重新規範政商關係，強化金融監理能力，更要重新找回金融作為社會發展繁榮之重要中介的原始目的，將此一目的納入金融改革的藍圖中，才是正辦。前金管會主委施俊吉曾透露，有意仿照政府管制電信市場、設立電信普及基金的作法，也在金融市場設立類似的普及基金，以矯正金融機構對弱勢團體「劃紅線」的歧視行為；行政院副院長蔡英文也曾經說，所謂金融機構的「社會責任」不是贊助幾場藝文活動就算數，必須體現在銀行貸放業務當中。這些都是對於金融功能的正確理解，可惜僅止於構想與評論，尚未付諸政策規劃與行動。
從這個角度看來，人們對於金融弊案深惡痛絕，對於金融資源分配不公卻無動於衷，豈不奇怪？阻止未來的王又曾們掏空銀行，只能算改革一半；要讓未來所有人民都能公平地獲得金融資源，不受地上錢莊或地下錢莊的高利剝削，才算改革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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