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統上，六月份是公司董事會改選的旺季，也是企業一年一度向「投資大眾」負責的時候。無論企業主平時多麼大權獨攬、貫徹個人意志，但是在股東大會中，透過公開的選舉競爭，經營權是可以被挑戰、替換的。即使是小股東，理論上透過委託書制度，也可以發揮影響力，選賢與能，讓做不好的經營者下台。那些篤信「政治講民主，企業獨裁才有效率」的人，應該好好重溫現代公司法的基本精神，其實就是「為大眾所有者，應向大眾負責」。

　　然而，隨著金融機構的併購與大型化，其股本大幅膨脹，而席次卻被刻意縮減，產業民主的理念，恐將淪為空談。以彰銀為例，台新金以其持股1％股東名義，提案縮減彰銀董監席次案，將彰銀董事、監察人席次從現行15席、5席，縮減到9席、3席，若扣除獨立董事2席，彰銀工會參選的門檻更高了。本案已於6月13日股東會通過，由於此案牽動年底董監改選勢力布局，公、民股席次將受到壓縮，財政部雖然去函台灣郵政、勞退基金等政府四大基金，要求在本次彰銀股東會上，對縮減席次案投下反對票，但仍無功而返。以往各銀行工會體系透過員工持股、兼以徵求委託書，往往都能在董事選舉中獲得不錯成績，進一步參與公司治理，如原北商銀工會、臺企銀工會、合作金庫工會等都是。但從今年開始，這種方式變得愈來愈不可能。此次永豐銀工會（原北商銀工會與建華銀工會合併）參選失利，即是最明顯的例證。

　　北商銀工會曾於五年前參選，獲得1席董事。但自從北商銀與建華銀合併，納入永豐金控以來，銀行董事改由金控直接指派，不再由選舉產生，亦即產業民主參與的層次由銀行提升至金控；這也意味著股東會選舉不再是有效的參與管道，而是一場極少數大資本家才能玩得起的金錢遊戲。當競爭平台從銀行躍升至金控，資本額從原來的200億遽增至700億，一般董事席次卻由25席縮減為10席，因而當選股數門檻由7~8千萬股增加至6~7億股。永豐銀工會此次獲得2.1億股數支持，仍不足以當選1席；但同樣股數若在非金控體系的銀行，如本次成功拿下1席董事的台中商銀工會，卻足以當選2席而綽綽有餘。

　　永豐銀工會的失敗，預示了未來在金控架構下，工會產業民主的參與和監督制衡，機會愈來愈渺茫。金控決策將愈來愈集中於少數寡頭手中，排除各種利害相關人的參與管道。

　　有人會說，企業董事會改選畢竟不同於民主選舉的數人頭。理論上，對一家公司持股愈多的人，利害關係愈深，也愈有動機促使這家公司經營上軌道，故這種「股權反映投票權」的資本主義運作法則，有其合理性。然而，其侷限性也很明顯。譬如，企業負責人的利益，未必與企業所在的社區、環境或消費者的利益一致，也未必與該企業僱用的勞工一致，故企業獲利可能導致公共利益受損；另外，負責人也有能力不足或被經營團隊矇蔽的時候，導致經營績效下滑，甚至也可能產生掏空公司的不良動機，故現代公司治理的理念，愈來愈清楚「股權＝經營權」這種公司架構之不足，更強調於主架構外補充各種監督、制衡的機制，如獨立董事、勞工董事制度，或各種保護小股東權益之設計等等。

　　台灣過去的產業民主有兩種模式，其一是透過修法，強制政府持股超過20％以上的企業，都至少要有1席勞工董事，此即所謂「德國模式」；其二是透過員工擴張持股，依循資本主義市場的競爭規則獲取董事席次，此即發源於美國的「員工持股計劃」(Employee Stock Ownership Plans, ESOP )。在台灣，實力較堅強的國、公營事業工會享有「德國模式」的保障，民營企業工會若要實踐產業民主，只能訴求美國模式，而有實力嘗試的民營企業工會也大多集中在銀行業。

　　金融業股權集中化的趨勢，預告了上述「美國模式」的衰微。事實上，「美國模式」之所以可能，預設了對資本主義市場競爭規則公平性的信任，相信即使是一般人，透過努力也可以有意義地參與市場。金融業寡頭化的趨勢摧毀了此一信任。這意味著兩件事：其一是產業民主的退步，參與權和決策權從員工大幅收攏至老闆手中，未來只有國、公營事業工會才能「奢談」產業民主；其二是當民營企業工會看清「美國模式」的虛妄，將不再虛耗力氣於擴大持股上，將集體要求改革市場，亦即要求比照國、公營事業工會，落實一個真正適用於所有企業的「德國模式」。馬英九總統在2007.10.14與銀行員工會幹部座談會上，發表有關金融改革政策中，其中承諾：基於落實「產業民主」、「公司治理」理念，同意凡有工會組織之金融機構，應至少有一席董事由工會推選出任。工會將強力督促該政見有落實的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