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民主運動觀察（下）
由 TFFU 於 週五, 06/27/2014 - 12:57 發表
作者簡介:
全國金融業工會聯合總會副秘書長出刊日期:
2014/06/15期數:
第162期
■ 讓愛與和平佔領中環－民主，終必在香港街頭實現！
眼看政改諮詢意見的時間就要到尾聲，8、9月便是香港特區政府向中共人大常委會提報告的時程，屆時若出現個「折衷版的具體方案」，亦即可以普選、但拉高普選門檻，卻有可能削弱佔中行動訴求的力道，因此便須回到佔中行動的規劃與策略來檢視。所謂「和平佔中」的整體概念－以公民審議的方式形成民意基礎，要求符合國際標準之普選特首選舉辦法，一如其所強調的信念：（一）香港的選舉制度必須符合國際社會對普及和平等的選舉要求，包括；每位公民享有相等的票數、相等的票值、和公民參選不受不合理限制的權利。（二）透過民主程序議決香港選舉制度的具體方案，過程包含商討的元素和民意的授權。（三）爭取在香港落實民主普選所採取的公民抗命行動，雖是不合法，但必須絕對非暴力。
在這樣的脈絡下，佔中行動劃分為4個階段：「公民商討」、「公民授權」、「對話談判」、「公民抗命」；目前尚處於第一、二階段，並已舉辦過兩次「全民政改商討日」（Deliberation Day，運動者稱之為D-Day）。根據佔中的官網，政改商討會議進行的方式是：每場會議將由中立的憲法專家簡介各個符合國際標準的普選特首方案，接著參與者每20人分為一組，由一名促導員（facilitator）帶領討論、一名憲制顧問協助（已修讀憲法學之法學生、見習律師或執業律師）。商討完成後，簽訂了和平佔中意向書的參與者可在該場地設置的票站，現場投票選出一個他們支持的方案，投票結果將於當天晚上公布。
接下來便進入「公民授權」階段，佔中行動將於6月22日舉辦「民間全民投票日」，邀請年滿18歲的香港永久居民利用智慧型手機認證投票資格，以網上電子投票的方式，選出最受支持的選舉制度方案，交由特區政府考量，「在我們還能自由選擇的時候，為香港的未來爭取『全民決』」。組織的策略思考是，若以至多300萬登記選民中有30萬人參加投票，就能形成一定程度的民意基礎，使泛民主派議員在談判時有所本，同時避免其接受未經公民授權的方案。然而，與我們侃侃而談的潘文翰幹事亦表達了民間的另一層疑慮，即便公民商討（審議）是具有民意基礎、由下而上的民主，需要較長時間的討論、鋪陳以致達成共識，在爭取普選的政治時程裡，難免顯出切時性、效益性的落差，且根據民調支持佔中行動的港民低於三成，亦即此法對於運動訴求推進社會的深度也許足，但廣度與效益尚待考驗。
隨著不斷進行的對話談判，接下來的公民抗命階段，必須看第一輪投票結果與社會氛圍來決定行動強度。由於政府不斷放出佔中運動破壞社會秩序、標準太高以至於拖累政改進程等負面評論，加上建制派議員的抹黑、攻擊、甚至配合政府的洗腦文宣，激進派團體認為應有更積極的行動規劃，增加佔中行動的演練－「非暴力抗爭集訓」，一方面持續給政府壓力，另一方面藉此磨合各參與團體或個體的力量。
■「香港已死，不要讓台灣成為另一個香港！」
3月30日，台灣反服貿學運擠爆凱道，香港亦同步發起聲援遊行。香港人會如此感同身受不是沒有原因的。今年適逢中港簽署CEPA（Mainland and Hong Kong
Closer Economic Partnership Arrangement，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10週年，各式回顧與分析均指向「弊大於利」，對比台灣的服貿協議引發的爭議，無怪乎港人疾呼「今日香港，明日台灣」，後悔當年沒有站出來反對同樣是繞過立法監督、黑箱簽署的「屍爬」（CEPA的粵語發音）。
2003年香港深陷SARS與金融危機中，港府急於走出困頓的經濟，接受了中共作為帶來大量經濟利益、只給香港「特別待遇」的「恩主」，認同其「背向祖國、面向世界」的邏輯，反而使香港經濟嚴重依賴中國，中共得以更進一步控制香港的生存條件以遂行全面統治，政治效果不言而喻。
CEPA端出的「甜美大禮」包括香港產品進入中國零關稅、專業人士可直接到中國設立公司營運、專業資格互認、通關便利化等，不但能為香港經濟帶來「泉水」，更使香港成為中國大企業前進世界的最佳立基點（公司設立快速、費用低），聽來是「利大於弊」，況且一向自詡為國際「自由貿易」程度最高的區域，競爭是生活之必然，哪怕對方是中國？
10年下來，結果卻與當初美好的夢想落差甚大，香港不但成為全球貧富差距最大的國家，數十萬中國「專業人士」湧進香港從事基層工作（例如清潔工、建築工）之後，全面壓低薪資水準，亦使
失業率急遽攀升，遑論中資大舉注入造成地價飆漲所帶來的各種社會苦果。原本期待「零關稅」將能帶動香港製造業重生，然而80年代已大舉將廠房移往中國的港企並無意願回流，工作也就不可能增加。
至於服務業的開放，潘文翰幹事曾表示，港資前往中國創造了超過4萬個就業機會、業務收益高達1,985億港幣，中資在香港卻只創造了4千多個工作、616億港幣的收益；加上港資在中國申請經營許可流程繁複、成本極高（亦即「大門雖開，小門未開」），相較於已具規模的中企反而沒有優勢。至於餐飲旅遊業，「一條龍」服務的特性使得香港旅遊業者獲利有限，中國遊客購物習性更使商品趨於單一化，本地需求的民生商品反被邊緣化；餐飲業則看似前景繁榮，卻被高房租成本壓得喘不過氣，許多記憶中的老店紛紛被迫熄燈，香港多元文化正漸漸流失。他說，「香港在過去十年因自由化吃盡苦頭…因為自由化只是極少數人得利（例如港資在中國獲利後，轉移資金回港炒地皮），民間的感受卻完全不同」。事實上在本會訪港期間，載我們到旅館的計程車司機得知我們是台灣來的，便滔滔不絕細訴CEPA留給香港人民的苦果，還有中共透過經濟要全面控制香港引起的反彈，要台灣人千萬別步上他們的後塵，並讚賞學生的勇氣，認為台灣人追求民主所展現的力量給了香港人希望，使我們深刻感受到來自最基層香港人民對民主自由的企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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