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民主ABC】經濟民主下的工會的角色與侷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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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台灣勞動與社會政策研究協會執行長
出刊日期: 
2019/06/15
期數: 
第222期
  大家都非常熟悉勞動、土地、資本與企業才能是最主要的四大生產要素,也就是,如果要創造經濟利潤,就必須讓這四個要素充分協調、順暢運作。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由勞工個人所提供的勞動,與資本家提供的薪資、機械設備、廠房等資本之間,如果能有勞資共識緊密配合,那麼該企業生產才能更有效率創造更多利潤。
  因此,資本家有滿手千億現金,可以買機械廠房、土地,不過,如果沒有勞工所提供具有技術、知識的勞動力,是不可能讓企業運轉進而產生利潤:相對地,勞工空有一身技術,如果沒有龐大資金所營造的機械設備與其他同事的協作,也是無法創造出經濟果實。
  至於如何形成勞資共同體,讓勞資的結合創造更多經濟果實來讓雙方分享,工會在企業內的受僱勞工與企業主之間,扮演重要的溝通協調者,對於勞資共識的建構,更是有著重要的功能。特別是在企業利潤的分配上,勞工透過工會的集體協商及參與,爭取到合理分配,如此才能建構出勞資共識。
  因此,工會不管是透過最低層次的勞資會議,或是簽訂團體協約,甚至推派勞工董事,都是不同程度的企業經營參與,都是希望企業盈利的分配能更公平地讓每個勞工分享,這同時也會讓勞工對該企業更有向心力,投入更多心血;企業利潤公平的分享,是形成勞資共識的基礎。特別是,台灣有別於歐美國家採取產、職業工會層級協商,而採取企業工會層級的勞資協商,工會這個匯集個別勞工的集體性發聲管道,在企業內勞資共識的形成更為重要。
  資金、土地與勞動這三個生產要素,都是有限、珍貴的社會資源,企業如果要永續發展,都必須有所節制使用這些資源。如果企業只是搶短期眼前利益,就會出現剝削勞動力的血汗企業或是汙染環境的黑心企業,而如果該企業向銀行融資或股票上市向大眾籌措資金,則該資金更是被私人濫用,過度耗盡生產要素,這都不是經濟永續發展之路。
  工會在阻止企業勞動條件向下沉淪,維護勞動尊嚴,促進更公平的企業利潤分享上,都扮演了重要角色,是促進經濟民主的重要樞紐。不過,在二戰之後,邁向「大量生產、大量消費」的高度經濟成長時期,工會運動的崛起伴隨著經濟快速成長分享企業利潤,工會逐漸被吸納進入這個「經濟擴張主義」的發展觀。以日本為例,日本總工會「連合」與資方團體「經團連」,每年固定的談判,已經儀式化為「春鬥」,日本特有的企業工會也早已經被馴化在企業利潤的架構當中,日本的工會運動批判資本主義發展的能力在減退。日本尚且如此,台灣的工會在本身談判能力都自顧不暇之下,要進行更上位的「唯經濟成長發展觀」的批判,更是緣木求魚。
  歐美採行全國性產、職業工會體制,比較容易產生跨企業的全產、職業階級的思考,不會受限於維護單一企業獲利分享的思維:因此,歐美工會在1990年代就開始檢討反思,過去無止境的「大量生產、大量消費」高度經濟發展的惡性循環之下,對於生態環境的衝擊。不過這在企業工會層級的日本、韓國與台灣,是很難以啟動這層批判思維的。
  日本在六零年代安保運動高潮之後,日本的左派走向跟隨資方的發展主義,進行分配的工會主義,這時有一群人開始走向社區,進行了從消費者角度來挑戰資本主義的消費合作社運動,也就是勞工要從工作場所的生產者,回到家中所處社區成為消費者之後,進行日常生活的批判,這才是一個完整的「人」,這才能挑戰資本主義的生產邏輯。不過,日本左派的消費者運動後來並沒有在工會內部萌芽,而是以家庭主婦為核心的社區合作社運動為主(詳請參考:《從329瓶牛奶開始》,岩根邦雄原著,主婦聯盟環境保護基金會翻譯出版,1995)。
  經濟的永續發展,才能讓後代子孫也能夠享有美好生活,台灣在二戰後追求高度經濟發展所創造的「經濟奇蹟」,讓台灣人自傲,但是這種以低勞動條件、低環境標準所堆砌的企業競爭力、爭取出口訂單的高度經濟成長主義,其實已經不再適用台灣;工會運動在爭取企業內勞工加薪之外,更必須思考在企業獲利作為是否有違環境正義、社會公義與永續發展,同時以生產者與消費者的視野,思考經濟發展,這才是經濟民主的全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