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事評論】檢討錯誤金改此其時矣！
由 TFFU 於 週一, 09/10/2007 - 15:03 發表
台灣是亞洲新興民主化國家中的先行者，也是其中較為成熟者。然而，若深刻反思我們向來引以為傲的「民主成就」，或許其中更多只是民主選舉操作上的熟練，卻缺乏民主該有的實質內容。按照西方國家的歷史經驗，從威權轉向民主的結果之一，應該是政治權力與社會財富較平均的分配；但近十幾年台灣的民主化歷程卻走向相反的結果：台灣的財富分配與社會階層化正隨著民主選舉的深化而更加惡化。
圍繞在政府二次金改的爭議，正是台灣社會在邁向民主轉型過程中，加速權力與財富不平等分配的惡兆，同時也具體而微地體現了台灣民主的困境，因為社運團體從目前體制內所提供的各種民主手段當中，找不到可以遏阻金融壟斷與不平等的方法。
▓政府從未回應「二次金改」的質疑
問題的癥結之一，是許多攸關民主根基的公共議題，根本無法進入代議政治過程中被處理，遑論與政府進行有意義的理性辯論。就這次台灣企銀工會掀起的罷工行動而言，台灣企銀是國內最重要的中小企業放款的專業銀行，能夠針對中小企業、小商家、微型企業與青年創業的特殊需求，以極低利貸款給他們，其放款餘額高達三千六百多億元，占其總放款餘額46％。這樣的專業銀行被賣給商業利潤至上的金控公司之後，就算不論對台企銀員工工作權的影響，是否會對廣大的中小企業帶來負面衝擊？進一步而言，台灣是否會步上拉丁美洲的後塵，任由壟斷獨大的金融資本吞噬了產業的生存？政府從未正面因應質疑，也看不出政府當初在擘畫二次金改藍圖之時，對這方面有過任何考慮。
同樣的，儘管工會組織出版專書，引證各項歐美權威學術研究，指出併購與擴大金融機構規模的手段，與增進效率和創新無關，也非進軍國際市場的必要條件；媒體也不斷質疑大多數金融資源被家族型財團掌握的隱憂，但似乎所有質疑都不足以撼動政府出面為其政策辯護，幾句無厘頭式的政策口號，毫無紮實的數據與論證支撐，就要依此決定許多人的未來。當沒有了公共政策辯論，當政黨之間又陷入意識形態的惡鬥泥沼，也無能在重大公共政策上進行有品質的監督，當政府的施政無視於民意，民主的內涵已被掏空。
有人說，不必灰心，勞工至少還有罷工的最後武器。但在台灣，體制內的合法罷工手段也無法形成有效的民主監督機制。根據工會法的規定，政府政策並不構成台灣勞工罷工的理由，台灣勞工只能針對年終獎金、加薪等事項發動罷工。因此台灣企銀員工明明是反對政府併購政策而罷工，但其罷工標的卻只能提「優離優退」這類訴求；此一規定也限制了各家工會為聲援台企銀工會發起聯合罷工的可能性（因為同情性罷工不在可罷工的理由之內）。國家藉著限制罷工發起的理由與標的，有效地將勞工運動「利益化」與「個別化」，防止勞工聯合起來挑戰社會權力的根本分配。
▓「聯合罷工」挑戰錯誤政策
上述限制因為台企銀員工出乎意料的勇敢，罷工風潮愈演愈烈而有了鬆動。台企銀工會的罷工訴求從原先必須符合法令規定的假理由「優離優退多少個月」，轉而正當堂皇地提出「反併購、要求廢標」的真理由；目前朝野立委近半連署要求財政部撤銷台企銀併購計劃，金融整併的爭議終於得到國會議員的關注；而過去政府完全無視於銀行員的正當訴求，在伸頭是一刀，縮頭也是一刀的盤算下，又受到台企銀工會罷工成功的鼓舞，脫法「聯合罷工」在其他行庫工會幹部的心中，也從強烈的禁忌，轉為行動可能的選項之一。
這情景似乎是又回到了威權統治末期，民怨找不到發洩的出口，社會運動猛烈衝撞體制的年代。民主制衡機制的失靈，似乎已逼迫社會運動逐漸走上逆法抗爭的路子，執政當局若還不能改變做法，可以預見台企銀罷工將不是唯一一例。
作者簡介:
《禿鷹的晚餐》作者出刊日期:
2005/09/25期數:
第五十七期圍繞在政府二次金改的爭議，正是台灣社會在邁向民主轉型過程中，加速權力與財富不平等分配的惡兆，同時也具體而微地體現了台灣民主的困境，因為社運團體從目前體制內所提供的各種民主手段當中，找不到可以遏阻金融壟斷與不平等的方法。
▓政府從未回應「二次金改」的質疑
問題的癥結之一，是許多攸關民主根基的公共議題，根本無法進入代議政治過程中被處理，遑論與政府進行有意義的理性辯論。就這次台灣企銀工會掀起的罷工行動而言，台灣企銀是國內最重要的中小企業放款的專業銀行，能夠針對中小企業、小商家、微型企業與青年創業的特殊需求，以極低利貸款給他們，其放款餘額高達三千六百多億元，占其總放款餘額46％。這樣的專業銀行被賣給商業利潤至上的金控公司之後，就算不論對台企銀員工工作權的影響，是否會對廣大的中小企業帶來負面衝擊？進一步而言，台灣是否會步上拉丁美洲的後塵，任由壟斷獨大的金融資本吞噬了產業的生存？政府從未正面因應質疑，也看不出政府當初在擘畫二次金改藍圖之時，對這方面有過任何考慮。
同樣的，儘管工會組織出版專書，引證各項歐美權威學術研究，指出併購與擴大金融機構規模的手段，與增進效率和創新無關，也非進軍國際市場的必要條件；媒體也不斷質疑大多數金融資源被家族型財團掌握的隱憂，但似乎所有質疑都不足以撼動政府出面為其政策辯護，幾句無厘頭式的政策口號，毫無紮實的數據與論證支撐，就要依此決定許多人的未來。當沒有了公共政策辯論，當政黨之間又陷入意識形態的惡鬥泥沼，也無能在重大公共政策上進行有品質的監督，當政府的施政無視於民意，民主的內涵已被掏空。
有人說，不必灰心，勞工至少還有罷工的最後武器。但在台灣，體制內的合法罷工手段也無法形成有效的民主監督機制。根據工會法的規定，政府政策並不構成台灣勞工罷工的理由，台灣勞工只能針對年終獎金、加薪等事項發動罷工。因此台灣企銀員工明明是反對政府併購政策而罷工，但其罷工標的卻只能提「優離優退」這類訴求；此一規定也限制了各家工會為聲援台企銀工會發起聯合罷工的可能性（因為同情性罷工不在可罷工的理由之內）。國家藉著限制罷工發起的理由與標的，有效地將勞工運動「利益化」與「個別化」，防止勞工聯合起來挑戰社會權力的根本分配。
▓「聯合罷工」挑戰錯誤政策
上述限制因為台企銀員工出乎意料的勇敢，罷工風潮愈演愈烈而有了鬆動。台企銀工會的罷工訴求從原先必須符合法令規定的假理由「優離優退多少個月」，轉而正當堂皇地提出「反併購、要求廢標」的真理由；目前朝野立委近半連署要求財政部撤銷台企銀併購計劃，金融整併的爭議終於得到國會議員的關注；而過去政府完全無視於銀行員的正當訴求，在伸頭是一刀，縮頭也是一刀的盤算下，又受到台企銀工會罷工成功的鼓舞，脫法「聯合罷工」在其他行庫工會幹部的心中，也從強烈的禁忌，轉為行動可能的選項之一。
這情景似乎是又回到了威權統治末期，民怨找不到發洩的出口，社會運動猛烈衝撞體制的年代。民主制衡機制的失靈，似乎已逼迫社會運動逐漸走上逆法抗爭的路子，執政當局若還不能改變做法，可以預見台企銀罷工將不是唯一一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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