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HY MAKE CHANGES? 金融併購≠金融改革
由 TFFU 於 週二, 09/11/2007 - 17:08 發表
■大者恒大的金控時代
根據國際貨幣基金（IMF）統計資料顯示，從一九八○年代以來，IMF會員國發生金融部門「危機」者已逾五十起，金融危機與金融自由化之間的聯繫不容忽視，但這些慘痛的「他山之石」，可啟發台灣財金當局任何探尋問題的勇氣？答案恐怕是令人失望的。
二○○○年十一月下旬立法院三讀通過「金融機構合併法」，立法要旨指出，此舉係為「規範金融機構之合併，擴大金融機構經濟規模、經濟範疇與提升經營績效，以維護適當之競爭環境。」
行政院再於二○○二年二月底提出國家金融體制發展的七大方向，簡言之，「股權集中化、組織大型化、經營多角化」成為二十一世紀台灣的金融體制特徵，當時的財政部長李庸三表示：「金融業必須配合國際潮流，包括金控公司、金融機構合併、解決銀行過度競爭（over-banking）的情形都必須持續。」
陳總統於今年八月底指出，官股銀行民營化速度可以加快，要促進合併。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主委龔照勝立刻端出鼓勵合併大餐，銀行市占率達10%者准設海外分行，為解決金融機構家數過多問題，金管會將對外正式宣示凍結銀行新設分行，需要分行者就去併購。在一連串的政策激勵與推動下，未來台灣的金融版圖勢必是「大者恆大」的格局。
■over-banking的迷思
大是不是就一定好，就資本而言確實如此，龔主委不就說了，銀行市占率達10%者准設海外分行，營業據點增加了，營利的可能性與項目多了，當然好；另外，當大到一個程度之後，市場上的競爭對手少了，成為「價格制定者」時，壟斷的利潤源源不絕而來，又是一好；即便營運不佳，屆時政府比金融大亨還怕金融機構倒閉，又是一連串的放權讓利，「債多不愁」，增加了道德風險，反正有納稅人貼錢，大到倒不掉，好好好，連三好。
這麼一來，金管會推動金融合併念茲在茲的「效率」原則，可能就不大適用了，因為既然台灣的金融發展已經呈現over-banking，但政府又允許、鼓勵市占率高的銀行再擴充營業據點（這點連主張金融自由化的沈中華教授，也對銀行擴張版圖的新動作竟是藉由增加分行、擴充通路嘖嘖稱奇），造成銀行分支機構不減反增，甚至比便利超商擴張的速度還快，那麼over-banking的命題究竟能否成立，現在看來又是一大疑問！
更不消說台灣金融機構再怎麼大，也沒有世界級金融集團的一根小拇指粗，在金融化的國際環境下，外商面對台灣這一塊亞洲第三大消費信用市場無不虎視眈眈；渣打集團負責全球消費金融業務的執行總裁Mike DeNoma日前訪台時就表示，台灣極有潛力成為亞太地區性金融中心，但銀行家數過多，淪為互相抄襲產品的削價競爭，「期待政府能拿出魄力，加速金融業合併。」甚至金管會與金融重建基金委員會亦表示，歡迎任何有財力、有經營能力的外資競標中興銀行的good bank。
寡頭壟斷的金控與跨國外資未來將是台灣金融市場的主角，在強大的經濟力量下，未來國家機器勢必更加聽命於這些集錢、權於一身，只為股東利益負責、不問社會整體發展的少數菁英，遑論有誰在乎金融產業本身應盡的社會責任。
■金融壟斷下被忽略的企業社會責任
企業社會責任的概念與範圍逐漸為人重視，但是我們在這裡談論的企業社會責任，絕非主流媒體所宣傳的企業慈善贊助活動，而是必須檢視金融資本的集中與聯合壟斷，對台灣社會所造成的衝擊，以及在這過程中可能出現或已經造成的影響。
在金融業兼併與壟斷的過程中，著實加劇了區域發展不平衡的現象。金管會官員曾經這麼說：「我們會協助每一宗併購案，調整其分行及布局，但可移動的據點，就要看這件併購案對市場的貢獻度。」高雄企銀的good bank部分已被玉山金控接手，可以想見，往後南台灣「效率不彰」的分行勢必一家家關掉，營業據點相繼遷往對市場有「貢獻度」的地區。未來，台灣金融業版圖嚴重失衡，偏遠、貧窮地區的市井小民必須以「較高的代價換取較差的服務」，對景氣敏感的中小企業更是雪上加霜，可能面臨貸款無門的困境。
阿根廷的經驗或許可以提供台灣借鏡，其金融體系早已由外國銀行主導，並對跨國公司和當地大型企業貸款十分慷慨，但對當地中小企業則不大願意提供資金，影響經濟成長。而以金融產業見長的美國，則是一直到柯林頓政府時期因為華爾街的壓力，才開放全國性銀行的設立，先前就是擔憂資金過度集中紐約等大型金融中心，使邊緣地區發展缺乏必需的資金。
不僅僅是邊緣地區，自由化廝殺後的兼併所引發的產業集中，也同時強化了金融業者對客戶的議價能力，在未來一旦景氣有所翻轉，放款利率升高，存款利率壓低是可以預見的。對大型銀行而言，存款戶的經濟地位也將決定所受到的待遇，「客戶分流」意味著中、低收入客層只消ATM服務就夠了，具有金融商品消費能力的菁英客群才是大銀行拉攏服務的對象。
■CHANGE, WHY MAKE CHANGES?
Peter Drucker在「管理：任務、責任、實務」一書中指出：一個健康的企業與一個病態的社會是很難共存的。新自由主義下的社會日益朝向兩極化發展，金融體系的發展對複製當前的不平等狀態也起了一定的作用，本身甚至能否穩健發展都不無疑問。不要忘了，台灣當年一口氣開放十六家新銀行籌設，不也正是金融自由化下開展的政策，只是未料過度競爭放貸的結果引發過於寬鬆與浮濫的放款審核，現在政府編列金融重建基金預算賠付問題金融機構的標售，最後埋單的不也是全體納稅人嗎？
從銀行合併到今天的金控合併最主要的理由，不外乎是要扶植少數幾家具有「國際競爭力」的區域金融財團，這當然也是順著國際化、自由化不可阻擋的新自由主義教條而來，他們認為這對台灣整體金融環境有幫助，這不是一個科學的結論，而是一個教條。就算金控合併可以使整體金融更有效率，假如這個效率的大部分都進了少數人口袋，一切好處為少數資本家享有，那麼大眾可以正當地質疑，為什麼我要接受這種改變？如果說未來台灣經濟是被少數財團聯合壟斷，我們還要支持這樣的金融政策嗎？
作者簡介:
土銀產工總幹事、自由撰稿人出刊日期:
2004/09/15期數:
第四十五期根據國際貨幣基金（IMF）統計資料顯示，從一九八○年代以來，IMF會員國發生金融部門「危機」者已逾五十起，金融危機與金融自由化之間的聯繫不容忽視，但這些慘痛的「他山之石」，可啟發台灣財金當局任何探尋問題的勇氣？答案恐怕是令人失望的。
二○○○年十一月下旬立法院三讀通過「金融機構合併法」，立法要旨指出，此舉係為「規範金融機構之合併，擴大金融機構經濟規模、經濟範疇與提升經營績效，以維護適當之競爭環境。」
行政院再於二○○二年二月底提出國家金融體制發展的七大方向，簡言之，「股權集中化、組織大型化、經營多角化」成為二十一世紀台灣的金融體制特徵，當時的財政部長李庸三表示：「金融業必須配合國際潮流，包括金控公司、金融機構合併、解決銀行過度競爭（over-banking）的情形都必須持續。」
陳總統於今年八月底指出，官股銀行民營化速度可以加快，要促進合併。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主委龔照勝立刻端出鼓勵合併大餐，銀行市占率達10%者准設海外分行，為解決金融機構家數過多問題，金管會將對外正式宣示凍結銀行新設分行，需要分行者就去併購。在一連串的政策激勵與推動下，未來台灣的金融版圖勢必是「大者恆大」的格局。
■over-banking的迷思
大是不是就一定好，就資本而言確實如此，龔主委不就說了，銀行市占率達10%者准設海外分行，營業據點增加了，營利的可能性與項目多了，當然好；另外，當大到一個程度之後，市場上的競爭對手少了，成為「價格制定者」時，壟斷的利潤源源不絕而來，又是一好；即便營運不佳，屆時政府比金融大亨還怕金融機構倒閉，又是一連串的放權讓利，「債多不愁」，增加了道德風險，反正有納稅人貼錢，大到倒不掉，好好好，連三好。
這麼一來，金管會推動金融合併念茲在茲的「效率」原則，可能就不大適用了，因為既然台灣的金融發展已經呈現over-banking，但政府又允許、鼓勵市占率高的銀行再擴充營業據點（這點連主張金融自由化的沈中華教授，也對銀行擴張版圖的新動作竟是藉由增加分行、擴充通路嘖嘖稱奇），造成銀行分支機構不減反增，甚至比便利超商擴張的速度還快，那麼over-banking的命題究竟能否成立，現在看來又是一大疑問！
更不消說台灣金融機構再怎麼大，也沒有世界級金融集團的一根小拇指粗，在金融化的國際環境下，外商面對台灣這一塊亞洲第三大消費信用市場無不虎視眈眈；渣打集團負責全球消費金融業務的執行總裁Mike DeNoma日前訪台時就表示，台灣極有潛力成為亞太地區性金融中心，但銀行家數過多，淪為互相抄襲產品的削價競爭，「期待政府能拿出魄力，加速金融業合併。」甚至金管會與金融重建基金委員會亦表示，歡迎任何有財力、有經營能力的外資競標中興銀行的good bank。
寡頭壟斷的金控與跨國外資未來將是台灣金融市場的主角，在強大的經濟力量下，未來國家機器勢必更加聽命於這些集錢、權於一身，只為股東利益負責、不問社會整體發展的少數菁英，遑論有誰在乎金融產業本身應盡的社會責任。
■金融壟斷下被忽略的企業社會責任
企業社會責任的概念與範圍逐漸為人重視，但是我們在這裡談論的企業社會責任，絕非主流媒體所宣傳的企業慈善贊助活動，而是必須檢視金融資本的集中與聯合壟斷，對台灣社會所造成的衝擊，以及在這過程中可能出現或已經造成的影響。
在金融業兼併與壟斷的過程中，著實加劇了區域發展不平衡的現象。金管會官員曾經這麼說：「我們會協助每一宗併購案，調整其分行及布局，但可移動的據點，就要看這件併購案對市場的貢獻度。」高雄企銀的good bank部分已被玉山金控接手，可以想見，往後南台灣「效率不彰」的分行勢必一家家關掉，營業據點相繼遷往對市場有「貢獻度」的地區。未來，台灣金融業版圖嚴重失衡，偏遠、貧窮地區的市井小民必須以「較高的代價換取較差的服務」，對景氣敏感的中小企業更是雪上加霜，可能面臨貸款無門的困境。
阿根廷的經驗或許可以提供台灣借鏡，其金融體系早已由外國銀行主導，並對跨國公司和當地大型企業貸款十分慷慨，但對當地中小企業則不大願意提供資金，影響經濟成長。而以金融產業見長的美國，則是一直到柯林頓政府時期因為華爾街的壓力，才開放全國性銀行的設立，先前就是擔憂資金過度集中紐約等大型金融中心，使邊緣地區發展缺乏必需的資金。
不僅僅是邊緣地區，自由化廝殺後的兼併所引發的產業集中，也同時強化了金融業者對客戶的議價能力，在未來一旦景氣有所翻轉，放款利率升高，存款利率壓低是可以預見的。對大型銀行而言，存款戶的經濟地位也將決定所受到的待遇，「客戶分流」意味著中、低收入客層只消ATM服務就夠了，具有金融商品消費能力的菁英客群才是大銀行拉攏服務的對象。
■CHANGE, WHY MAKE CHANGES?
Peter Drucker在「管理：任務、責任、實務」一書中指出：一個健康的企業與一個病態的社會是很難共存的。新自由主義下的社會日益朝向兩極化發展，金融體系的發展對複製當前的不平等狀態也起了一定的作用，本身甚至能否穩健發展都不無疑問。不要忘了，台灣當年一口氣開放十六家新銀行籌設，不也正是金融自由化下開展的政策，只是未料過度競爭放貸的結果引發過於寬鬆與浮濫的放款審核，現在政府編列金融重建基金預算賠付問題金融機構的標售，最後埋單的不也是全體納稅人嗎？
從銀行合併到今天的金控合併最主要的理由，不外乎是要扶植少數幾家具有「國際競爭力」的區域金融財團，這當然也是順著國際化、自由化不可阻擋的新自由主義教條而來，他們認為這對台灣整體金融環境有幫助，這不是一個科學的結論，而是一個教條。就算金控合併可以使整體金融更有效率，假如這個效率的大部分都進了少數人口袋，一切好處為少數資本家享有，那麼大眾可以正當地質疑，為什麼我要接受這種改變？如果說未來台灣經濟是被少數財團聯合壟斷，我們還要支持這樣的金融政策嗎？
如果想要發表回應，請先登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