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雄企銀慘遭宰殺‧員工怒吼罷工搶救
由 TFFU 於 週二, 09/11/2007 - 14:27 發表
中央存保公司接管高雄企銀已近二年，期間風波不斷，員工倍嘗煎熬和屈辱。如今這場「畢業之旅」即將抵達終點，日前立法院財政、預算及決算委員會同意動支金融重建基金預算，高企剩餘資產尚未處理之Good Bank部分，正積極展開標售作業。根據金融重建基金公告，決標日將定於12月22日，並於12月25日簽約，今年歲末聖誕鈴聲清脆響起之際，對高企八百多位員工及其家眷而言，卻如喪鐘敲響，倍感淒涼。
此刻，高企員工的權益保衛戰，正進入最後關鍵的讀秒階段。今年二月負責標售作業的普華財務顧問公司進駐高企後，高企工會即不斷要求標售作業不可將「銀行資產」與「員工權益」切割處理，為此工會可說是招數出盡，期間經歷與接管小組協商破裂、兩度發動會員於總行門口靜坐抗議、向監察院投訴、上書總統陳情、商請立委提附帶決議案等，仍無法獲得應有之重視。如今標售作業接近尾聲，包括年資結算、優惠離退、留用比例等員工權益仍懸而未決，留待新投資人決定。
在「退此一步，即無死所」的情勢所逼之下，高企工會於11月2日在高雄市勞工公園大禮堂召開會員大會，提案討論決議：「在高雄企銀營業資產標售作業中有關員工安置方案，如未符合員工之期望，工會全體會員自12月12日起無限期罷工。」高企工會會員總數731人，當天出席人數高達584人〈出席率79.5%〉，並投票一致通過罷工決議，將在投資人實地查核的最後一天〈即12月12日〉進行罷工，展現高企員工背水一戰的行動決心。
這是高企工會成立14年來首次舉行會員大會，並獲得銀行員全聯會、高雄市產總等眾多工會全力支持聲援，立委湯金全亦要求財政部慎重處理，儘速與工會積極協商員工安置方案。出席聲援的各友會則鼓勵高企員工，勞工要展現行動的決心及實力，才有可能在這場工作權保衛戰爭取勞動尊嚴與員工權益。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高企員工走上罷工之路，原因多重複雜。回顧這六百多天的接管，其實充滿諸多爭議和瑕疵，除了在銀行清理過程中，員工究竟應被視為阻力還是助力之外，還有資產賤售、標售策略與步驟錯亂、接管小組不具專業執行能力等問題，應該深入檢討，作為後續RTC運作之殷鑑。
■NPL篩選草率，造成資產賤賣
「高雄企銀之處理…為符合RTC所謂『最小賠付原則』，員工權益亦成為決定標售價格之一部分，在商業考量下，員工權益將可能被壓縮到最小，」高企工會理事長陳紹節一語道破政府目前的處理心態。
政府只看到資產重整的賠付成本，卻看不到勞工失業的社會成本。「在RTC法案內，你找不到一條跟勞工相關的條款，這絕對是嚴重錯誤。」某工會幹部激動地說。
然而，資產重整仍需員工的協助才能順利進行。以高企而言，財政部將其資產分為Good Bank與Bad Bank兩塊，其中217億元的不良債權(NPL)已於6月24日由資產管理公司美商龍昇標下，金額僅為82億元。根據標售契約規定，高企員工仍須代管這些不良債權八個月（以2月28日為基準日，到11月3日才正式交割），期間辦理催收，但所獲金額全歸美商龍昇。
「目前外商資產管理公司正如禿鷹般在台灣的上空盤旋，等待吃下高企不良債權這塊肥肉，」工會理事長陳紹節在給總統的陳情書中形容，事實證明高企這塊肥肉不僅鮮美，且極易到手。員工在這八個月的代管、代催收經驗中，發現NPL的分類、篩選草率至極，許多確定可回收七、八成的資產，只以三折多的低價拍賣出去，形同賤賣資產，員工看在眼裡既無奈又心如刀割。
譬如某件市價一千萬元的房屋早已經法院拍定為九百萬元，百分之百確定可回收，卻被普華公司列為「不良待售資產」拍賣，「讓外商還沒有出標，就先賺到，」某位工會會員憤怒地說。甚至已保險的案子、信保基金會賠付案子等也列入NPL，工會實在看不下去，於今年五月間向監察院揭發，促其展開調查。六月初，普華公司才緊急將一些有問題的案子抽回來。
「算算這段代管期間，高企員工已經替美商龍昇收回十幾億元的不良債權了，」陳紹節的語氣中帶著悲哀，「為何不由金融重建基金授權本行催收人員與債務人協議處理，收回金額將遠高於目前賤價出售之處理方式！」
缺少高企員工的參與，標售作業存在明顯的利益衝突與道德風險。普華公司的最大利益並不是為高企資產精打細算，替國庫省錢，而是以最快速度標售完，以便向存保公司邀功並取得顧問費。甚至接管小組也不關心資產是否遭到賤賣，「他們是公務人員心態，只注重程序上是否合法，」高企工會如此觀察，「這關係到他們有沒有責任，至於國庫虧多少不是他們的重點；但是員工基於感情和使命，非常關心資產賤賣的問題。」事實上，債權銀行的參與，是標售作業成功的必要條件。「像一銀、華銀在標售不良債權時，都是他們自己先精挑細選後才拿出來，」陳紹節說，「不像我們，整個包裹成一包隨便賣掉。」
「主管機關在標售不良資產時，可以不計代價出售，但在談論員工權益時，又高舉『最小賠付原則』以壓縮員工權益，」陳紹節諷刺地說，「此種寧與外人不與家奴，寧願賤賣資產不願照顧員工的態度，是招致我們反彈的最大原因。」
■只清算不經營，外行領導內行
風險不只一端。存保公司「接管」別人的財產，卻又不用對事業盈虧付任何責任，是另一大道德風險。
照理說，接管人員的任務與專業在於清理，不在經營，本來就不應要求他們為被接管機構創造營利。然而，依國外例行的處理模式，接管時間必須要短，接管後立即將Good Bank部分售予有經營能力的人去經營，目的即是避免損失擴大。至於Bad Bank部分則慢慢地、仔細地清理。以南韓為例，清理一家銀行的不良債權往往耗時四年以上。
台灣的做法卻全然顛倒。債權不辨好壞一律在四個月內匆忙低價拋售，但對於創造利潤的營業資產則接管長達一年餘，導致業務萎縮，損失持續擴大。譬如近年來市場利率走低，各家銀行莫不調降利率以吸引客戶。但高企授信部數度提出降息建議，都被存保小組駁回，導致優良客戶紛紛轉向他行庫融資。
據統計，高企自接管以來，放款流失近二百億元，但存款卻有數十億元之超額準備，資金利用效益甚差，陳紹節估算，「以最保守的利差3%計算，接管期間減少的收益在五億元以上。」
「存保人員只知拿著條文對帳，」一位員工描述，「不是抱著經營銀行的心態進來。」這樣的做法或許沒錯，問題卻出在接管的權力甚大，存保人員進駐之後就代行董事會職權，所做決策超過清理資產所需範圍，包括一切經營事項。「高企已經沒有董、監事，也沒有股東大會，沒有監督機關，預、決算都是接管小組一手包辦，」該名員工說，「總經理變成橡皮圖章，立法委員也在質疑這一點。」
為何接管人員的決策往往不利於高企經營？除了接管者的專業不同之外，此處就像NPL拍賣一樣，亦存在利益衝突。「他們就是擔心要負責任，不願意做決定。」陳紹節說，種種爭議，都凸顯在金融重整過程中，政府不把員工當成助力，反而視為阻力的心態。
如果能讓員工也參與金融重整的過程，發揮一定監督力量，實踐「產業民主」理念，那麼前述的利益衝突將可降至最低，「賤賣資產」與「外行領導內行」爭議或許都不會發生；從這個角度來看，保障員工權益其實不應算做金融重建基金的「賠付成本」，它可以提升基金運作效率，反而降低了成本。
陳紹節認為，素質良好、鬥志高昂的員工，在進行標售營業資產時，會有加分效果，不但使營業資產更易於出售，更可增加資產價值，減少金融重建基金損失。然而，事態發展卻與他的期待相反。雖然金融風暴的成因複雜，社會大眾卻傾向尋找一個單一引發風暴的「罪魁禍首」，由於員工是最弱勢與最沉默的一方，自然成為廉價的「代罪羔羊」。
■揹負金改的十字架
「接管小組一進來，就表現一付很不屑的態度，把員工通通當作犯罪當事人，」一名員工激動地說，「動不動威脅員工要移送法辦。」「我工作十幾年，到了91年1月28日〈即高企接管日〉之後才知道，銀行員真是沒有尊嚴！」他如此說。接管小組陸續移送五十件「疑似不法案件」至高檢署偵辦。工會歡迎將不肖員工法辦，卻質疑接管小組嚴苛且帶有歧視的標準，因為移送案件多屬「行政疏失」，缺乏刑法上的犯罪要件；若果如此，將不符合起訴要件。事實上，接管小組以極嚴苛的標準審視，不考慮高企的作業慣例，要抓行政疏失是很容易的事。「甚至放款二百萬元的行政疏失案件也移送，」學法律出身的陳紹節相當不以為然，他認為這種濫行移送的做法已嚴重影響員工權益。
更離譜的是，接管小組竟然對這些被移送卻尚未起訴、更未被判決有罪的行員，採取種種限制財產、侵犯人權的作為。譬如接管小組先核准行員退休，又以其涉案為由，凍結退休金之發放，「俟偵辦不起訴或經起訴判決無罪後再行發放。」一位分行行員極為不平地說：「我們的經理十八歲入行，拚了三、四十年，現在要領退休金領不到，真是白色恐怖。」「身為公務人員依法行政，竟然會做出這種事情，」陳紹節感嘆，「罪都還沒定，怎麼可以扣押財產？有本事你去法院申請假扣押嘛，這在法律上都有規定。法律有路不走，竟然用行政權來壓。」因此某位經理一怒告上法院，目前已辯論終結，近期將宣判。
「涉案員工」有抵押貸款，申請清償後塗銷，接管小組亦不准許。後來發現此要求違法，需負損害賠償責任，竟又改而要求員工出具切結書，規定財產不能移轉，不能設定，才准許塗銷抵押權，明顯違反消費者保護法。
「高雄企銀之所以有今日，一部分是景氣壞，一部分是政治人物介入惡搞，存保公司監督不周也有責任，不是基層行員造成的，」一位工會幹部感嘆，「不肖行員是有，但是你要將所有責任歸咎給行員是不對的…。」
「社會大眾不認同我們，認為我們讓銀行賠錢。但是反過來看，最近在處理NPL的過程中，只有我們努力幫政府省錢，」他反覆強調，「一般民眾看不到，誰來關心我們？」
的確，按照目前這種處理模式，金融重建基金六千億元預算一通過，同樣錯誤仍會不斷發生。「給了一大堆錢，表面上好像解決問題而已，」陳紹節說，而表面下的實情則是：肥了財團，賠了國庫，苦了員工。
出刊日期:
2003/11/15期數:
第三十五期此刻，高企員工的權益保衛戰，正進入最後關鍵的讀秒階段。今年二月負責標售作業的普華財務顧問公司進駐高企後，高企工會即不斷要求標售作業不可將「銀行資產」與「員工權益」切割處理，為此工會可說是招數出盡，期間經歷與接管小組協商破裂、兩度發動會員於總行門口靜坐抗議、向監察院投訴、上書總統陳情、商請立委提附帶決議案等，仍無法獲得應有之重視。如今標售作業接近尾聲，包括年資結算、優惠離退、留用比例等員工權益仍懸而未決，留待新投資人決定。
在「退此一步，即無死所」的情勢所逼之下，高企工會於11月2日在高雄市勞工公園大禮堂召開會員大會，提案討論決議：「在高雄企銀營業資產標售作業中有關員工安置方案，如未符合員工之期望，工會全體會員自12月12日起無限期罷工。」高企工會會員總數731人，當天出席人數高達584人〈出席率79.5%〉，並投票一致通過罷工決議，將在投資人實地查核的最後一天〈即12月12日〉進行罷工，展現高企員工背水一戰的行動決心。
這是高企工會成立14年來首次舉行會員大會，並獲得銀行員全聯會、高雄市產總等眾多工會全力支持聲援，立委湯金全亦要求財政部慎重處理，儘速與工會積極協商員工安置方案。出席聲援的各友會則鼓勵高企員工，勞工要展現行動的決心及實力，才有可能在這場工作權保衛戰爭取勞動尊嚴與員工權益。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高企員工走上罷工之路，原因多重複雜。回顧這六百多天的接管，其實充滿諸多爭議和瑕疵，除了在銀行清理過程中，員工究竟應被視為阻力還是助力之外，還有資產賤售、標售策略與步驟錯亂、接管小組不具專業執行能力等問題，應該深入檢討，作為後續RTC運作之殷鑑。
■NPL篩選草率，造成資產賤賣
「高雄企銀之處理…為符合RTC所謂『最小賠付原則』，員工權益亦成為決定標售價格之一部分，在商業考量下，員工權益將可能被壓縮到最小，」高企工會理事長陳紹節一語道破政府目前的處理心態。
政府只看到資產重整的賠付成本，卻看不到勞工失業的社會成本。「在RTC法案內，你找不到一條跟勞工相關的條款，這絕對是嚴重錯誤。」某工會幹部激動地說。
然而，資產重整仍需員工的協助才能順利進行。以高企而言，財政部將其資產分為Good Bank與Bad Bank兩塊，其中217億元的不良債權(NPL)已於6月24日由資產管理公司美商龍昇標下，金額僅為82億元。根據標售契約規定，高企員工仍須代管這些不良債權八個月（以2月28日為基準日，到11月3日才正式交割），期間辦理催收，但所獲金額全歸美商龍昇。
「目前外商資產管理公司正如禿鷹般在台灣的上空盤旋，等待吃下高企不良債權這塊肥肉，」工會理事長陳紹節在給總統的陳情書中形容，事實證明高企這塊肥肉不僅鮮美，且極易到手。員工在這八個月的代管、代催收經驗中，發現NPL的分類、篩選草率至極，許多確定可回收七、八成的資產，只以三折多的低價拍賣出去，形同賤賣資產，員工看在眼裡既無奈又心如刀割。
譬如某件市價一千萬元的房屋早已經法院拍定為九百萬元，百分之百確定可回收，卻被普華公司列為「不良待售資產」拍賣，「讓外商還沒有出標，就先賺到，」某位工會會員憤怒地說。甚至已保險的案子、信保基金會賠付案子等也列入NPL，工會實在看不下去，於今年五月間向監察院揭發，促其展開調查。六月初，普華公司才緊急將一些有問題的案子抽回來。
「算算這段代管期間，高企員工已經替美商龍昇收回十幾億元的不良債權了，」陳紹節的語氣中帶著悲哀，「為何不由金融重建基金授權本行催收人員與債務人協議處理，收回金額將遠高於目前賤價出售之處理方式！」
缺少高企員工的參與，標售作業存在明顯的利益衝突與道德風險。普華公司的最大利益並不是為高企資產精打細算，替國庫省錢，而是以最快速度標售完，以便向存保公司邀功並取得顧問費。甚至接管小組也不關心資產是否遭到賤賣，「他們是公務人員心態，只注重程序上是否合法，」高企工會如此觀察，「這關係到他們有沒有責任，至於國庫虧多少不是他們的重點；但是員工基於感情和使命，非常關心資產賤賣的問題。」事實上，債權銀行的參與，是標售作業成功的必要條件。「像一銀、華銀在標售不良債權時，都是他們自己先精挑細選後才拿出來，」陳紹節說，「不像我們，整個包裹成一包隨便賣掉。」
「主管機關在標售不良資產時，可以不計代價出售，但在談論員工權益時，又高舉『最小賠付原則』以壓縮員工權益，」陳紹節諷刺地說，「此種寧與外人不與家奴，寧願賤賣資產不願照顧員工的態度，是招致我們反彈的最大原因。」
■只清算不經營，外行領導內行
風險不只一端。存保公司「接管」別人的財產，卻又不用對事業盈虧付任何責任，是另一大道德風險。
照理說，接管人員的任務與專業在於清理，不在經營，本來就不應要求他們為被接管機構創造營利。然而，依國外例行的處理模式，接管時間必須要短，接管後立即將Good Bank部分售予有經營能力的人去經營，目的即是避免損失擴大。至於Bad Bank部分則慢慢地、仔細地清理。以南韓為例，清理一家銀行的不良債權往往耗時四年以上。
台灣的做法卻全然顛倒。債權不辨好壞一律在四個月內匆忙低價拋售，但對於創造利潤的營業資產則接管長達一年餘，導致業務萎縮，損失持續擴大。譬如近年來市場利率走低，各家銀行莫不調降利率以吸引客戶。但高企授信部數度提出降息建議，都被存保小組駁回，導致優良客戶紛紛轉向他行庫融資。
據統計，高企自接管以來，放款流失近二百億元，但存款卻有數十億元之超額準備，資金利用效益甚差，陳紹節估算，「以最保守的利差3%計算，接管期間減少的收益在五億元以上。」
「存保人員只知拿著條文對帳，」一位員工描述，「不是抱著經營銀行的心態進來。」這樣的做法或許沒錯，問題卻出在接管的權力甚大，存保人員進駐之後就代行董事會職權，所做決策超過清理資產所需範圍，包括一切經營事項。「高企已經沒有董、監事，也沒有股東大會，沒有監督機關，預、決算都是接管小組一手包辦，」該名員工說，「總經理變成橡皮圖章，立法委員也在質疑這一點。」
為何接管人員的決策往往不利於高企經營？除了接管者的專業不同之外，此處就像NPL拍賣一樣，亦存在利益衝突。「他們就是擔心要負責任，不願意做決定。」陳紹節說，種種爭議，都凸顯在金融重整過程中，政府不把員工當成助力，反而視為阻力的心態。
如果能讓員工也參與金融重整的過程，發揮一定監督力量，實踐「產業民主」理念，那麼前述的利益衝突將可降至最低，「賤賣資產」與「外行領導內行」爭議或許都不會發生；從這個角度來看，保障員工權益其實不應算做金融重建基金的「賠付成本」，它可以提升基金運作效率，反而降低了成本。
陳紹節認為，素質良好、鬥志高昂的員工，在進行標售營業資產時，會有加分效果，不但使營業資產更易於出售，更可增加資產價值，減少金融重建基金損失。然而，事態發展卻與他的期待相反。雖然金融風暴的成因複雜，社會大眾卻傾向尋找一個單一引發風暴的「罪魁禍首」，由於員工是最弱勢與最沉默的一方，自然成為廉價的「代罪羔羊」。
■揹負金改的十字架
「接管小組一進來，就表現一付很不屑的態度，把員工通通當作犯罪當事人，」一名員工激動地說，「動不動威脅員工要移送法辦。」「我工作十幾年，到了91年1月28日〈即高企接管日〉之後才知道，銀行員真是沒有尊嚴！」他如此說。接管小組陸續移送五十件「疑似不法案件」至高檢署偵辦。工會歡迎將不肖員工法辦，卻質疑接管小組嚴苛且帶有歧視的標準，因為移送案件多屬「行政疏失」，缺乏刑法上的犯罪要件；若果如此，將不符合起訴要件。事實上，接管小組以極嚴苛的標準審視，不考慮高企的作業慣例，要抓行政疏失是很容易的事。「甚至放款二百萬元的行政疏失案件也移送，」學法律出身的陳紹節相當不以為然，他認為這種濫行移送的做法已嚴重影響員工權益。
更離譜的是，接管小組竟然對這些被移送卻尚未起訴、更未被判決有罪的行員，採取種種限制財產、侵犯人權的作為。譬如接管小組先核准行員退休，又以其涉案為由，凍結退休金之發放，「俟偵辦不起訴或經起訴判決無罪後再行發放。」一位分行行員極為不平地說：「我們的經理十八歲入行，拚了三、四十年，現在要領退休金領不到，真是白色恐怖。」「身為公務人員依法行政，竟然會做出這種事情，」陳紹節感嘆，「罪都還沒定，怎麼可以扣押財產？有本事你去法院申請假扣押嘛，這在法律上都有規定。法律有路不走，竟然用行政權來壓。」因此某位經理一怒告上法院，目前已辯論終結，近期將宣判。
「涉案員工」有抵押貸款，申請清償後塗銷，接管小組亦不准許。後來發現此要求違法，需負損害賠償責任，竟又改而要求員工出具切結書，規定財產不能移轉，不能設定，才准許塗銷抵押權，明顯違反消費者保護法。
「高雄企銀之所以有今日，一部分是景氣壞，一部分是政治人物介入惡搞，存保公司監督不周也有責任，不是基層行員造成的，」一位工會幹部感嘆，「不肖行員是有，但是你要將所有責任歸咎給行員是不對的…。」
「社會大眾不認同我們，認為我們讓銀行賠錢。但是反過來看，最近在處理NPL的過程中，只有我們努力幫政府省錢，」他反覆強調，「一般民眾看不到，誰來關心我們？」
的確，按照目前這種處理模式，金融重建基金六千億元預算一通過，同樣錯誤仍會不斷發生。「給了一大堆錢，表面上好像解決問題而已，」陳紹節說，而表面下的實情則是：肥了財團，賠了國庫，苦了員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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