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譯自每月評論 (Monthly Review) 2001年5月號〈續第十七期〉
■產業集中：更多事情改變了…
根據麻州大學經濟學家William Shepherd的研究，1939-1980年期間美國整體市場競爭度增加了，原因有進口貨品對國貨的競爭，聯邦政府的反托辣斯行動，以及銀行業、電信服務與設備、鐵路、航空及貨運業的解除管制。然而，過去二十年來潮流逆轉，市場競爭不增反減，大部分經濟部門都出現產業集中的情形，主要原因即是兩次購併潮所累積的效果，也就是美國歷史上第四次與第五次的購併潮。
最近的統計資料顯示，在金融業1990-1999年期間，商業銀行的數目銳減30％，而前十家最大銀行在放款及持有工業資產方面，占總體市場份額從26％升至45％。在1980年代與1990年代期間，眾所公認其他部門包括農業與通訊業的市場也變得更集中。
長期以來，三股強而有力的力量阻擋市場壟斷發生，但即使如此，產業集中度仍不斷上升，實在令人吃驚。第一股力量、也是最重要的力量來自科技變遷，導致舊產業、舊市場衰微，新產業與新市場興盛。當前的產業巨人如微軟或WorldCom（譯註：美國電訊、網路公司）在二十年前幾乎不存在；即使在所謂「傳統產業」，當前的霸主如Wal-Mart（美國最大的連鎖零售業）或Home Depot（家居用品超市）崛起的歷史也不長。新產業不斷發芽，依循相同的生命循環：最初是快速擴張期，數十家新公司相互廝殺，爭搶站穩市場地位；接下來到優勝劣敗、適者生存的階段，有些公司出局，有些公司被購併；最後則是相對穩定的時期，形成數個寡頭集團割據的局面，彼此之間既緊張對立，又和平共存。傳統產業中的「核心」產業如汽車、航空、石油、化學與電子都經歷過這樣的循環；目前的新興產業如通訊、電子商務(e-commerce)也走上相同的道路，生物科技在不久的未來也是一樣。
其他兩股遏止壟斷的力量，一是進口，一是政府的反托辣斯行動。但是在全球化的時代，進口不必然能增加競爭，防止壟斷；而政府的反托辣斯行動也可能失去效力。
倘若進口貨只是美籍跨國公司在海外附屬公司所生產的產品，或是來自接單生產的外國「承包商」，最後仍以跨國公司品牌在美國國內市場銷售（這類產品有耐吉運動鞋、康柏電腦、OK便利商店的貨品），這些進口貨並不會增加市場競爭，只會減少競爭。目前，這類進口貨占美國所有貨物進口的四分之一。另外23％的貨物來自於外國跨國公司的美國附屬公司，譬如豐田汽車、米其林輪胎、聯合利華等，這類貨品同樣也會降低競爭，或是將競爭限制在跨國寡占集團既有的勢力版圖之內。
美國的反托辣斯法早已遭到削弱，在全球化經濟中可能更加功能不彰。現在主張限制反托辣斯法有新的理由：若考量外國企業在本國市場的強力競爭，本國企業的規模還要更大，才能在國內與國外市場競爭。然而，與跨國公司打交道的基本問題在於，資本的經濟和政治力量已經全球化，但管制的權威仍停留在主權國家層級。只有主權國家之間協同合作，才有可能有效規範各種商業行為與計劃。這方面確實獲致某些進展，美國司法部決定對微軟採取反托辣斯行動時，即與歐盟競爭委員會(EUCC)合作；美國司法部檢閱美國線上－時代華納之合併案時，亦循此一模式。歐盟競爭委員會迫使瑞典二家大型貨車製造業者富豪(Volvo)與Scania放棄其合併計劃，也曾封殺WorldCom計劃於2000年6月與Sprint金額高達1,106億美元之合併案。但跨國企業仍在全世界各地購買新公司，其中也包括了開發中國家的資產。當這些國家將國營企業私有化（特別是拉丁美洲與東歐前共產國家），或遭受金融危機打擊（如亞洲），跨國企業就趁虛而入，以跳樓低價購買現成資產。主權國家單獨或聯手打擊這類具侵略性的購併活動是否有效，相當令人懷疑。
■新的產業集中：初期效果
不論就購併目標或是購併之後的早期獲利表現來看，購併對勞工、消費者、甚至未持有股票的一般大眾而言，都是一項警訊。
美國航空業在1978年最先解除管制，之後成為其他產業效法的標竿；其由自由放任、毫無管制市場演化至寡占集中的過程，也已成為標準範例。在1978年，六家最大航空公司控制73％市場，到了1987年之前，此一比率已上升至85％，並且全面提升票價。到了1998年，這六家航空公司的市占率又上升至86％，但實際上寡占程度還要更高，因為這六家領先者又彼此合縱連橫，組成三個聯名的聯盟。2001年再度發生購併潮，聯合航空尋求購併US Airways，美國航空試圖買下TWA，因此領先群將從六家公司減為三家（聯合航空、美國航空、達美航空）。達美航空警告，如果聯合航空、美國航空的購併成功，那麼它也要購併大陸航空，以免處於競爭上不利的地位。但即使在這些購併事件發生之前，航空業早已呈現競爭降低、票價高漲、服務大幅惡化的弊端。如果以顧客不滿意度來衡量，過去七年來航空業拔得頭籌，銀行業居次。
很多人以為，銀行業解除管制並引進新科技，將會增加競爭且嘉惠消費者，實則完全相反。銀行購併增強了地區市場的產業集中度，客戶貸款的利率升高，當地存款戶的利率降低。此一結果部分是因為銀行操控市場的定價能力增強了，但同時也反映跨州銀行的費率（比小銀行高15-20％），以及大銀行較傾向服務企業與上層客戶，而對窮人和中產階級興趣缺缺。FleetBoston Financial就是很好的例子，其於新英格蘭地區占有28％的消費金融市場，但其利潤結構中來自消費金融的部分卻只有18％。這家銀行將主力放在利潤潛力最大的業務，一般小額貸款客戶「被迫以較高代價換取較差的服務」。一份紐約聯邦儲備銀行的報告顯示，美國主要銀行快速增加的市占率幾乎全部來自購併；但購併不僅有損市場競爭，也並未使效率提升。
製藥工業的合併理由是規模經濟，特別是對研發有好處。但輝瑞藥廠惡意購併Warner-Lambert的背後動機其實是出於策略性市場考量－輝瑞害怕一旦Warner-Lambert被對手買去，雙方共同行銷的暢銷產品Lipitor（一種降膽固醇藥物）將被迫終止；同時輝瑞又希望在新產品問世速度放緩的不利情形下，繼續保持利潤成長幅度，於是祭出此一招數。更有甚者，購併造成藥品研發的集中，未必有利於公眾。公眾的利益應該是提高重要藥品研發成功的機率，但購併將減少獨立機構參與研發；不幸的是，藥品上的重要新發現往往（不成比例地）來自小規模實驗室。總體來看，藥廠的合併降低了業界內有活力公司的數目，增加大公司的市場力量，卻並未嘉惠消費者。
購併潮也吹到了農業與食品業。1996年柯林頓與高爾的「自由農業法案」(Freedom to Farm Act)解除了對農業的價格管制，但每年的政府補貼仍持續，2000年有280億美元，並從傳統的五年一期限改為七年。該法案保留了糖、花生與乳品的補貼計劃，讓價格持續在高點。在14億元的糖價補貼中，40％款項落入1％最大規模生產者手中，此一金額集中度其實是政府對農業補貼的典型狀況。此一法案加速淘汰小規模農場（「自由農業法案」，誰取的名字？），促使美國農業轉型成為資本密集的農業，由大型企業化的農業公司所掌控。在作物栽培與處理、牛肉包裝與牛隻飼育場、在肉豬、雞隻飼養與處理場，以及在生物科技與種籽培育各方面，多重購併與交叉持股使獨立農場處於不利地位，許多小農場就此成為其簽約供應商的囊中物。近年來，牲口買進價格與肉品批發賣出價格之間的價差不斷擴大。另外，連鎖超市也集中在少數幾家大企業手中（美國94個城市中，四家大型連鎖超市控制超過70％的市場），因此注定消費者不會從上述發展中得到好處。
Ben Bagdikian曾於1983年出版《媒體大壟斷》一書中估計，約五十家企業掌控著美國的大眾媒體。在此書2000年新版中，五十家降為十家以下。1990年代數起龐大購併案以來，美國媒體集中在九家跨國集團手中－迪士尼、時代華納、維康(Viacom)、新聞集團(News Corporation)、Bertelsmann、奇異電器(General Electric，美國國家廣播公司(NBC)的所有者)、新力、AT&T－Liberty Media，以及Vivendi Universal。這幾個產業巨人擁有所有美國主要的電影製片廠、無線電視網、唱片公司、大部分的有線電視頻道與系統、雜誌、主要商業電視台、出版社等。而且這些巨人之間還彼此合資成立新事業，或進行其他策略聯盟，也與較小的媒體事業合作。在這裡跟其他地方一樣，產業之間〈譬如通訊與媒體〉的界線瓦解了，因此購併的集團化或垂直整合的色彩也不再那麼凸顯。這些巨無霸公司不僅擁有市場力量，影響也是多方面的。它們只重節目娛樂效果、不重嚴肅新聞報導的作風，它們迴避討論公共議題，體現單一的文化與政治價值等，都讓人極度質疑它們在民主社會中扮演的角色。
某些人曾大力宣揚，購併的目的在於「提升效率」，就算如此，這個目標也從未實現。許多購併案其實是勉強、匆忙湊成堆，那些興沖沖的企業害怕錯過最新一波整合列車，或唯恐在新市場的爭奪中敗下陣來。另一些領導人只為了求企業「成長」速效而推動合併。
這些動機一點都不希奇。美國史上前四波購併潮的結局都差不多。最初總是出現過度樂觀的成交案，號稱會帶來更大的效率與更豐厚的利潤，而股東得到的卻也總是低於平均的表現或徹底的失敗，最後不得不賣掉當初購併的企業。1960年代盛行的「複合式」購併曾經號稱能創造「綜效」(synergies)：一旦將那些領域毫不相關的企業結合在一批新經營團隊之下，其創造的價值超過個別企業價值的加總。但是，這些購併大部分的結局卻是「效率損失實質上超過任何可辨認的收益」，十年之內，超過一半被收購的公司又再度被賣出。二份追蹤1979-1990年、以及1990-1995年的購併研究報告都呈現相同結果。第一份報告發現，168件主要購併案中，「高達65％」都以失敗收場；第二份報告檢視150件金額超過5億美元的購併案發現，其中竟然有一半「摧毀股東價值」，另外三分之一只創造了一丁點價值而已。
■想想明天吧
產業集中使大企業的力量更形擴張，其結果是政府在管理公用事業時，一般市民的心聲更難受到重視。耶魯大學管理學院院長Jeffrey Garten在一篇廣為傳頌的好文章中（刊登於美國商業週刊）就說，新崛起的巨無霸公司更不可能付出心力在重建衰退社區或訓練有潛力員工等事務上。同時，「大公司對於國家立法擁有不成比例的影響力，」於是，企業規模大到一定程度，國家就不敢任其倒閉。「大企業也對美國的國際行為施加極大的壓力，已經到了能左右美國貿易政策的程度。」
明顯地，新一波購併潮不僅有經濟後果，也有政治與社會後果。它在某種程度上仰仗資本在「新世界秩序」中愈來愈強大的政治影響力，而購併本身也反過來強化了資本的政治權力。資本的力量逐漸豐厚，也反映主流經濟學家和媒體僅僅將產業整合與經濟權力集中化視為一項「理所當然」的事實，忽略前述事實正造成美國社會財富及所得驚人之不均，以及讓兩大主流政黨墮落為專門接受企業獻金的信箱。
面臨粗俗而不受節制的經濟權力，面臨新的現實，過去關於經濟民主與政治民主應該如何扣連的理想已然褪色。政治上一股民粹主義興起，反對經濟權力過分集中，但這股政治的民粹主義被當今世人視之為過時而古怪，或是被批評為掀起「階級戰爭」（攻擊遭圍困的富人與大企業）。若人們回想一下Louis Brandeis（後來被任命為美國最高法院大法官）於1912年所發之警語，他提醒世人注意「這個深受企業之大所困擾的國度」可能引發的經濟與社會後果；或人們再回憶參議院「反托辣斯與壟斷」小組自1957年以來針對「產業集中」和「操控市場價格」所開之密集聽證會，這些片段就像是一個逝去時代所留下的微弱回音。
若想要在美國以及全世界其他地方建立真正的民主，我們不僅要遏止經濟持續集中在少數人手中，而且要分散那些導致財閥政治的經濟權力。進步人士必須再三強調，民主政治的秩序不容許產業集中化，不論集中化對經濟效率有何好處。更何況已有相當堅實的證據指出，購併經常對效率有負面作用。
然而，過度集中的經濟權力只是產業資本治國的一個面向而已。要求基進變革的戰爭必須同時在多條戰線展開，從施行強力的反托辣斯政策，到反對進一步國營企業私有化，以便建立一個非以軍事工業為主的公共部門，其中還包括廣泛的環境控制及保護，全面性的社會保險照顧所有的年齡階層和所有家庭。只有如此，我們才開始自我解放，從資本對日常生活無所不包的箝制中解放出來。
北商銀員工及工會即將面對新階段的艱鉅挑戰，在擴大的金控架構與遊戲規則之下跟資方周旋。這同時是危機，也是轉機。
一方面，北商銀工會將面臨合併後人事和經營組織更動，導致人員流失的危機；同時，金控的決策層級複雜，也增加未來勞資談判的不確定性和困難度。但另一方面，北商銀工會也獲得一個絕佳的良機，去擴大工會組織的範圍與層級。
■北商銀與建華銀，誰主導誰？
在這場高潮迭起、延續數月的併購大戲中，究竟是誰併誰？誰是金控棋局中的老大？表面上，雙方號稱是「對等合併」，誰也不吃虧，由建華金控納入北商銀，二年以後再決定建華銀與北商銀當中誰是存續銀行，誰是消滅銀行；但實際上，建華金控又被北商銀董事長何壽川反向入主，掌握了最大的股份，讓何壽川利用建華金控的招牌，擴大永豐餘集團的金融投資版圖。從後面一種詮釋來看，建華金與北商銀的聯姻，應是由永豐餘的勢力所主導，未來北商銀成為存續銀行的機率不小。
但是，在此一預測中，最大的變數是建華銀行執行長盧正昕。在建華金控三分天下的混亂局面中，何壽川與盧正昕聯手，壓過了證券派的洪敏弘，形成共治的局面，未來新金控中兩家銀行的合併進程，將是由盧正昕任執行長，何壽川握實權的局面。可以預測盧正昕必然傾向大量啟用自己經營團隊的人馬，而何壽川恐怕也不會棄自己北商銀的臣子於不顧。
牽涉到權力的分配之時，何、盧兩人是否仍能合作無間、利益一致？還是兩人的短暫結盟又會產生新的排列組合？此一「金控合併的政治學」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將影響北商銀與建華銀雙方員工的權益，北商銀工會將持續予以關注，並發出工會自己的聲音。
■金控仍有變數，工會意向恐成關鍵
外界都以為建華金與北商銀的合併案已經塵埃落定，但事實上，這場金控合併的大戲共分三個階段，目前只走到三分之二而已，最後合併是否成真，仍存有相當大的變數。
第一個階段從今年初何壽川默默吃進建華金控一五％股權，有意入主建華金控而揭開序幕。何壽川與盧正昕聯手主導建華金控與北商銀的聯姻案，而建華金控董事長洪敏弘則不甘大權旁落，積極拉攏台新金控加入招親。此一階段是建華金控的主導權之爭，最後以建華金董事會改選，永豐餘掌握四席董事、二席監察人；銀行派（盧正昕）掌握三席董事；而證券派（洪敏弘）掌握四席董事的權力分配暫告一段落。
第二個階段輪到北商銀董事會內，大股東新光金控（持股約達二○％）結合何氏家族的反對勢力，共同杯葛何壽川的金控藍圖規劃。何壽川於此一戰役中打破北商銀董事會五十餘年來的慣例，首度動用表決強行通過，雖然合併案驚險過關，但也留下嚴重的後遺症，亦即以泛新光金控為主的反對勢力並未屈服，反而將戰線拉長至八月底的臨時股東會，做最後殊死決戰。
第三個階段將是八月底的北商銀股東大會。由於北商銀董事會通過的合併案必須在股東會中由三分之二的股東出席，二分之一的股東投票贊成（若出席股東股權數不及三分之二，則改為二分之一出席，三分之二通過），才算完成最後確認程序。目前泛新光金控與北商銀公司派之間，或許將掀起一波委託書大戰，於此山雨欲來風滿樓之際，北商銀工會為了確保員工的最大權益，也開始強力徵求委託書。最後鹿死誰手，尚未可知。
新光金控與何壽川之間，雙方實力如同上一階段在北商銀董事會中的對決一般，其實是勢均力敵，相差甚微。最後勝負的關鍵，恐怕還在北商銀工會手中掌握的委託書上。而工會將會善加利用此一非常緊繃的局勢，讓工會版的「員工安置計劃」通過。
■發揮關鍵少數，保障員工權益
如上所述，北商銀工會必須在多方權力競逐、勝負渾沌的局勢當中巧妙運用策略，求取員工的最大利益。
北商銀工會正與資方協商研擬「員工安置計劃」，大方向是保障員工的工作條件、薪資福利等維持既有水準，非經工會同意，不得改變；而不願留任或無法適應新環境的員工將有兩次辦理優退或優離的機會，其條件比照並優於世華銀行的優離、優退辦法。此一工會版「員工安置計劃」正積極與資方密集協商當中，可望於近日通過。
經發會就業組決議三制並行，其實是勞委會堅持「個人帳戶制」，勞工代表堅持「附加年金制」，資方無所謂（因為在兩制之下都提撥6％），所做的妥協結果。此一妥協看來不僅不是次佳方案(second best)，還可能是最糟糕的選擇，單 獨採行任何一制，都不會如三制並行一般，帶來災難性後果。
其實若比較全世界各國實行的制度，有社會保險意義的附加年金制，明顯是 最好的選擇。所有歐美先進國家都實施社會保險（相當於這裡說的附加年金制）， 只有一些前英屬殖民地、拉丁美洲、非洲軍事獨裁國家實施個人帳戶制。
英國《經濟學人》雜誌於一九九六年在全歐洲做了一次廣泛的民意調查，結 果發現，大部分歐洲人民，以及超過80％的美國選民都支持社會保險制，他們 甚至願意付更高保費，維持這個制度（但《經濟學人》本身支持個人帳戶制）。
反過來看個人帳戶制，勞委會主要以新加坡公積金制(CPF)為模仿對象。但 根據《遠東經濟評論》在2000年5月的專題報導中說：「CPF不足以支應適當的 退休生活，它頂多滿足基本生計。」連新加坡的國家發展部長Mah Bow Tan也 承認：「CPF是不夠的，應該有其他的補充計畫。」這就是台灣打算模仿的制度 嗎？
附加年金制優於個人帳戶制是非常明顯的，反對者也不否認，他們只是說： 「附加年金制太理想化了，會產生財務危機。」
恰好於今年七月，美國小布希總統也指派了一個委員會，檢討美國自1935 年運行至今的「老年、遺屬暨殘障保險」(OASDI)，用的也是「財務危機」的老 藉口，急著想要將社會保險私有化，讓大財團來吃這塊豐美的肥肉。
猜猜結果如何？此舉激怒了美國輿論界。各大主要報紙如紐約時報、華盛頓 郵報，紛紛發揮知識良心，在社論中鳴鼓而攻之。連大名鼎鼎、在台灣人氣頗旺 的史丹佛大學經濟學教授保羅．克魯曼(Paul Krugman)也撰文痛批。他在〈捏造 一個危機〉中說：「國際貨幣基金(IMF)說出一個簡單事實，社會保險的長期財務 問題並不嚴重，透過一些小規模修正就能解決。」事實上，根據國際貨幣基金會 (IMF)的估計，人口老化比台灣嚴重許多的歐美國家，只要小規模修正社會保險， 就能運作到2070年，不出問題。譬如法國三次立法修正年金體系，德國也修改 了兩次。克魯曼繼續說：「布希總統的御用委員會為了說服民眾相信社會保險不 足取，必須捏造一個危機。」虛構的財務危機背後，其實還有「國家對公民的承 諾與責任」此一更深層問題。
社會保險的「財務問題」來自於政府保證國民的老年生活，而個人帳戶制相 當於「強迫儲蓄」，政府根本不介入負擔責任，讓每個人自行承擔風險。此即為 何所有歐美先進國家都實施社會保險，只有殖民地與獨裁國家才採用個人帳戶的 根本原因。這牽涉政府的角色與定位。在歐美實踐「福利國」的國家，社會保險 已成為國家認同、生命共同體的最重要象徵。
現在一個最先喊出「生命共同體」、黨內派系號稱「福利國連線」的政黨， 上台之後千方百計拒絕最能體現此一理念的公共政策，其反諷錯亂之程度，就像 看到一位家財萬貫的大資本家兼反對黨主席，走上街頭號稱「代表」勞工抗議失 業一樣。台灣勞工總是權力爭奪的棋子，像破衣服一樣，任人丟棄與撿拾都同樣 容易。現在趕緊從三制並行改為附加年金一制，還來得及，莫讓勞工的心在冬天 裡更寒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