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運再出發的突破性思考 日本勞工團結研究機構專務理事Osamu Yomono專題演講摘譯
由 TFFU 於 週四, 01/20/2011 - 11:28 發表
總部設在南韓首爾的國際勞工團結中心（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Labor Solidarity, ICLS）成立於2002年，係由8個國家、19家鐵路交通運輸業的工會與勞工團體組成，台灣鐵路工會為其正式會員，其以反對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爭取工人階級權益及推動跨國勞工團結為目標。
ICLS每年均會舉辦國際工運論壇，今年由台鐵工會主辦，以目前最受關注的勞動彈性化、尤其非典型僱用盛行的問題，作為論壇主題，講者之一是來自日本勞工團結研究機構（Research Institute for Labor Solidarity）的Osamu Yomono專務理事，他以以一系列的假設與提議，佐以相關經濟數據圖表，試圖打破現有工會組織工作上的迷思，並釐清工運未來應有的走向。Yomono專務以3個假設分析現況，包括：
假設1：經濟成長已達到極限
若以生物承載力（biocapacity）〔註1〕而計，由表1數據可見人類的生態足跡（ecological footprint）〔註2〕 自1961年起持續攀升，到了2007年人類對全球資源的耗損量已達地球可供給與吸納量的1.5倍。這是以「地球公民」的身分來看經濟成長所帶來的趨勢與隱憂。日本以1973年為分水嶺，經濟成長率跌幅延續到2008年仍未見起色。與其他國家相較，經濟發展先進國家包括美國、日本與歐元區均呈現低迷並於近年轉向急速下跌的情形；反觀新興國家中國與印度，經濟成長率均維持在5-13％左右，兩個世界成長速度的差距拉大。
為回到過去經濟成長期間的榮景，日本以調整工時因應，希望能衝高全國的生產力，然而效果維持到2007年竟出現生產力驟降，若搭配「日本國民每日生活焦慮指數」圖表來看，在2007、2008年時，竟有超過70％日本國民無法擺脫充滿經濟壓力與焦慮感的生活，達到「國民不快樂」的最高峰。因此Yomono專務認為，自20世紀末以來，經濟發展先進國家已經達到經濟成長的極限開始走下坡，而為了反轉經濟情勢所付出的代價，除了地球的生物承載力遠超過負荷，追求經濟成長的人民更陷入心神痛苦的循環。
假設2：新自由主義造成國際間貧富落差的極化現象
延續假設1所形塑經濟與人民心理拉扯緊繃的世界，新自由主義對經濟僵化所提出「使用廉價勞工以降低成本、擴大銷售量與市場」解決之道，不但無法使資源獲得有效合理的重分配，反而將世界推向兩極化，惡化國際間的貧富落差，形成強國愈強、弱國愈弱的極化現象。
新自由主義達成降低勞動力成本的首要手段，即彈性化勞動市場，大量進用非正規勞工與外籍勞工，同時影響各國政府修法，使勞動市場更趨開放、資本家更放任使用人力。日本自1981年採用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以來，推動「規制緩和」（去管制化）以進行國營企業民營化、減少公務員等行政改革。但決定性地推動新自由主義，則是親美政權代表小泉內閣，在泡沫經濟引發與美國關切之下，所推動「構造改革」，間接鼓勵日本大企業拋棄傳統終身僱用、年功序列的「常識」，改採美式「營利優先」的經營理念，於是小泉一上台就發生高達120萬白領大規模裁員，加上勞動派遣法案修正放寬管制，企業樂得以更低廉的價格取得勞動力。
根據日本總務省統計局「勞動力調查（1984-2008年）」，24年來日本非正規勞工的人數已攀升至1,760萬人，幾乎是正規勞工人數的一半，亦即將近三分之一的勞動人口是非正規勞工！彈性化的結果，人民疲於工作不穩定及「趨貧」生活，內心充滿無力與無奈感，社會問題因而暴增。日本「失去的一代」（25-35歲）甚至認為與其掙扎於「下流社會」〔註3〕， 愈工作愈貧困、忍受和平卻令人窒息的「格差社會」〔註4〕，戰爭反而是合理促成社會流動的手段選項。
在2008年底東京派遣村出現之前，日本 NHK電視台即以「窮忙族working poor」為題進行系列報導，點出日本人對未來生活的無望與不安，諸如白領憂鬱症、過勞死人數，均達史上最高水準，因為低薪的派遣勞工不但本身的收入到了30幾歲就封頂、無前途升遷可想，正規勞工也因為低薪非正規勞工的數量大增，薪資水準被往下拉、甚至因此被取代，生活陷入困境，或者
退休後收入大減，晚年生活堪慮。
假設3：新興國家的快速成長擴大對立
相較於已開發國家面臨的經濟遲滯困境，新興國家例如中國與印度已經主導當前的全球經濟，反觀其他已開發國家，不但經濟負成長，更持續下跌尚未見回升。
以中國為例，北京政府嚴格控制人民幣匯率，面對美國施壓不輕易讓步，同時以強勢國家政策推動出口為導向的產業經濟，迅速累積外匯存底；另一方面大量購買美國政府債券，使美國依賴這些債券變現，以赤字預算資助國內私部門企業，活絡經濟後刺激民間消費、帶動進口。循環的結果，美國市場充斥進口之中國製廉價商品，並成為淨負債國，使兩大經濟體貿易失衡，甚至形成某種對立，增加國際間的不穩定性。
結語：工會如何調整思考後再出發？
Yomono專務分析認為（見表2），一個工人的生活由3種面向形成的循環所組成：A協商與簽訂勞動契約（薪資、工時、僱用型態），B依照簽訂的勞動契約提供勞務（直接勞動過程），C獲得薪酬，透過消費行為買回工人製造出的產品與服務（勞動力的再生產）。到目前為止，工會普遍仍將重點放在A，以爭取勞工的經濟利益為工會活動的目標，B與C的部分完全被忽略。
他強調，若工會幹部本身接受了「經濟成長的必要性」想法，則終究會擁抱新自由主義的政策而不自知。工運若要再出發就必須扭轉此情勢，重新檢視工會活動，將現有奠基於「經濟成長是必要而理所當然的」意識形態的工運，轉向「以工作現場為根基的工會主義」（worksite-based unionism）的工運，才有辦法達成工會目標，也就是去除歧視與分化、對專業的勞動過程擁有發言權、基於專業產生的影響力去改善服務或產品的品質。
若以日本鐵道工會JRU為例，過去在1960至70年代，工會運動信奉的是「派餅理論」（pie theory），也就是類似台灣的「勞資攜手、把餅做大」口號，這在經濟尚未復甦或老闆投資失利時，就會轉化成「共體時艱」的說法。此理論強調，工會與其將力氣耗費在對抗資方以為勞工爭取更多資源，不如與資方合作去創造一個更大的「派餅」，使勞工生活獲得改善；所謂「更大的派餅」意味著必須擴大銷售與生產的規模，方能使企業盈利更加穩定、勞工薪資提高、工時減少、僱用穩定。
然而依據「派餅理論」實際執行的結果，是管理階層被允許任意控制勞動過程並增加勞動強度，工會反而屈從企業政策、喪失自主權，勞工則被迫將同事視為競爭敵手、視非正規勞工為「懶惰、且不努力提高自己的可僱用程度」者。工會經過檢討後，開始將工會活動的重點轉向前述的B與C部分，因此打出「責怪勞工無濟於事、分析肇事起因才能防患未然」的行動標語，也就是進入B「直接勞動過程」部分，將「工作」（working）本身視為工會活動的目標。因此勞工擺脫既有勞資之間「命令與服從」的模式，轉而自發性思考如何以專業經驗為基礎，提出改善工作與服務品質的建議。
回頭再看A「薪資、工時、僱用型態」的部分，JRU工會並未因此而放棄，因為非正規勞工就是在此部分與正規勞工之間任由資本家分化操弄。因此工會經過一番內部論辯後，將工會活動的重點放在提升「全體勞工」的勞動條件，在過去幾年積極組織非正規勞工，包括定期契約工、承包工、派遣工、臨時工等，以避免勞動條件任由企業「削價競爭」。
最後，新自由主義致使社區組織瓦解、工會孱弱無影響力，社會充斥著被嚴重孤立的個體，形成極端個人化的社會。人民容易受到精心製作的廣告與言論討好偏頗的媒體所煽動，輕信保證「改革」、具個人魅力的領導者，民族主義與戰爭手段都有可能隨時被挑起濫用。在弱化多年的工運尚未復甦前，工會幹部需警覺到民粹主義（populism）對基層勞工的重大影響，同時跨界與更多公共議題的組織合作，尋求大眾輿論的支持，使工會不再只是追求所屬會員福利的「利益團體」，而是關懷勞工身為一個有尊嚴的個體，其每日勞動生活的全面性需求，與台灣的「尊嚴勞動」可說是同一理念。如此一來，屬於勞工與工會的新社會才會誕生。
註1.地球提供有用生物材料與吸納廢物的能力，例如中國擁有全球生物承載力的15%。
註2.人類的生態足跡（ecological footprint）根據世界自然基金會的定義為：計算人類對生態系統需求大小的指標，將隨著人口與消費的增加而成長，也就是「人均自然資源消耗量」，為1992年加拿大生態經濟學家Willian Rees所提出。
註3.「下流社會」一詞為日本社會學家三浦展於2006年著作《下流社會：新社會階級的出現》所提出，意指在全球化趨勢下與社會階級變動中，中產階級漸失去其特徵與優勢，下沉為下層社會的一群。
註4.「格差社會」源自日語，「格」為古漢語，是階級之意。「格差社會」是指伴隨經濟全球化與自由化所產生之社會階級固化、貧富懸殊的現象，不同階級之間的經濟、教育與社會地位差距甚大。
◎【好書推薦】《反貧困》：對抗體制對於貧窮的歧視
◎明台產險工會第3屆新舊理事長交接 理事長暨幹部團隊走馬上任
◎主辦未婚聯誼甘苦談
◎立法院三讀修正《性別工作平等法》增訂安胎休養請假及家庭照顧假擴及所有受僱者
◎過勞死認定放寬 未來雇主需負舉證責任
◎大眾銀行工會代表改選順利圓滿
◎勞資爭議處理制度介紹（一）：調解
◎貧富差距破紀錄 保全勞工心酸酸
作者簡介:
銀行員工會全國聯合會副秘書長,本刊執行編輯出刊日期:
2011/01/15期數:
第121/122期（合刊）ICLS每年均會舉辦國際工運論壇，今年由台鐵工會主辦，以目前最受關注的勞動彈性化、尤其非典型僱用盛行的問題，作為論壇主題，講者之一是來自日本勞工團結研究機構（Research Institute for Labor Solidarity）的Osamu Yomono專務理事，他以以一系列的假設與提議，佐以相關經濟數據圖表，試圖打破現有工會組織工作上的迷思，並釐清工運未來應有的走向。Yomono專務以3個假設分析現況，包括：
假設1：經濟成長已達到極限
若以生物承載力（biocapacity）〔註1〕而計，由表1數據可見人類的生態足跡（ecological footprint）〔註2〕 自1961年起持續攀升，到了2007年人類對全球資源的耗損量已達地球可供給與吸納量的1.5倍。這是以「地球公民」的身分來看經濟成長所帶來的趨勢與隱憂。日本以1973年為分水嶺，經濟成長率跌幅延續到2008年仍未見起色。與其他國家相較，經濟發展先進國家包括美國、日本與歐元區均呈現低迷並於近年轉向急速下跌的情形；反觀新興國家中國與印度，經濟成長率均維持在5-13％左右，兩個世界成長速度的差距拉大。
為回到過去經濟成長期間的榮景，日本以調整工時因應，希望能衝高全國的生產力，然而效果維持到2007年竟出現生產力驟降，若搭配「日本國民每日生活焦慮指數」圖表來看，在2007、2008年時，竟有超過70％日本國民無法擺脫充滿經濟壓力與焦慮感的生活，達到「國民不快樂」的最高峰。因此Yomono專務認為，自20世紀末以來，經濟發展先進國家已經達到經濟成長的極限開始走下坡，而為了反轉經濟情勢所付出的代價，除了地球的生物承載力遠超過負荷，追求經濟成長的人民更陷入心神痛苦的循環。
假設2：新自由主義造成國際間貧富落差的極化現象
延續假設1所形塑經濟與人民心理拉扯緊繃的世界，新自由主義對經濟僵化所提出「使用廉價勞工以降低成本、擴大銷售量與市場」解決之道，不但無法使資源獲得有效合理的重分配，反而將世界推向兩極化，惡化國際間的貧富落差，形成強國愈強、弱國愈弱的極化現象。
新自由主義達成降低勞動力成本的首要手段，即彈性化勞動市場，大量進用非正規勞工與外籍勞工，同時影響各國政府修法，使勞動市場更趨開放、資本家更放任使用人力。日本自1981年採用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以來，推動「規制緩和」（去管制化）以進行國營企業民營化、減少公務員等行政改革。但決定性地推動新自由主義，則是親美政權代表小泉內閣，在泡沫經濟引發與美國關切之下，所推動「構造改革」，間接鼓勵日本大企業拋棄傳統終身僱用、年功序列的「常識」，改採美式「營利優先」的經營理念，於是小泉一上台就發生高達120萬白領大規模裁員，加上勞動派遣法案修正放寬管制，企業樂得以更低廉的價格取得勞動力。
根據日本總務省統計局「勞動力調查（1984-2008年）」，24年來日本非正規勞工的人數已攀升至1,760萬人，幾乎是正規勞工人數的一半，亦即將近三分之一的勞動人口是非正規勞工！彈性化的結果，人民疲於工作不穩定及「趨貧」生活，內心充滿無力與無奈感，社會問題因而暴增。日本「失去的一代」（25-35歲）甚至認為與其掙扎於「下流社會」〔註3〕， 愈工作愈貧困、忍受和平卻令人窒息的「格差社會」〔註4〕，戰爭反而是合理促成社會流動的手段選項。
在2008年底東京派遣村出現之前，日本 NHK電視台即以「窮忙族working poor」為題進行系列報導，點出日本人對未來生活的無望與不安，諸如白領憂鬱症、過勞死人數，均達史上最高水準，因為低薪的派遣勞工不但本身的收入到了30幾歲就封頂、無前途升遷可想，正規勞工也因為低薪非正規勞工的數量大增，薪資水準被往下拉、甚至因此被取代，生活陷入困境，或者
退休後收入大減，晚年生活堪慮。假設3：新興國家的快速成長擴大對立
相較於已開發國家面臨的經濟遲滯困境，新興國家例如中國與印度已經主導當前的全球經濟，反觀其他已開發國家，不但經濟負成長，更持續下跌尚未見回升。
以中國為例，北京政府嚴格控制人民幣匯率，面對美國施壓不輕易讓步，同時以強勢國家政策推動出口為導向的產業經濟，迅速累積外匯存底；另一方面大量購買美國政府債券，使美國依賴這些債券變現，以赤字預算資助國內私部門企業，活絡經濟後刺激民間消費、帶動進口。循環的結果，美國市場充斥進口之中國製廉價商品，並成為淨負債國，使兩大經濟體貿易失衡，甚至形成某種對立，增加國際間的不穩定性。
結語：工會如何調整思考後再出發？
Yomono專務分析認為（見表2），一個工人的生活由3種面向形成的循環所組成：A協商與簽訂勞動契約（薪資、工時、僱用型態），B依照簽訂的勞動契約提供勞務（直接勞動過程），C獲得薪酬，透過消費行為買回工人製造出的產品與服務（勞動力的再生產）。到目前為止，工會普遍仍將重點放在A，以爭取勞工的經濟利益為工會活動的目標，B與C的部分完全被忽略。
他強調，若工會幹部本身接受了「經濟成長的必要性」想法，則終究會擁抱新自由主義的政策而不自知。工運若要再出發就必須扭轉此情勢，重新檢視工會活動，將現有奠基於「經濟成長是必要而理所當然的」意識形態的工運，轉向「以工作現場為根基的工會主義」（worksite-based unionism）的工運，才有辦法達成工會目標，也就是去除歧視與分化、對專業的勞動過程擁有發言權、基於專業產生的影響力去改善服務或產品的品質。若以日本鐵道工會JRU為例，過去在1960至70年代，工會運動信奉的是「派餅理論」（pie theory），也就是類似台灣的「勞資攜手、把餅做大」口號，這在經濟尚未復甦或老闆投資失利時，就會轉化成「共體時艱」的說法。此理論強調，工會與其將力氣耗費在對抗資方以為勞工爭取更多資源，不如與資方合作去創造一個更大的「派餅」，使勞工生活獲得改善；所謂「更大的派餅」意味著必須擴大銷售與生產的規模，方能使企業盈利更加穩定、勞工薪資提高、工時減少、僱用穩定。
然而依據「派餅理論」實際執行的結果，是管理階層被允許任意控制勞動過程並增加勞動強度，工會反而屈從企業政策、喪失自主權，勞工則被迫將同事視為競爭敵手、視非正規勞工為「懶惰、且不努力提高自己的可僱用程度」者。工會經過檢討後，開始將工會活動的重點轉向前述的B與C部分，因此打出「責怪勞工無濟於事、分析肇事起因才能防患未然」的行動標語，也就是進入B「直接勞動過程」部分，將「工作」（working）本身視為工會活動的目標。因此勞工擺脫既有勞資之間「命令與服從」的模式，轉而自發性思考如何以專業經驗為基礎，提出改善工作與服務品質的建議。
回頭再看A「薪資、工時、僱用型態」的部分，JRU工會並未因此而放棄，因為非正規勞工就是在此部分與正規勞工之間任由資本家分化操弄。因此工會經過一番內部論辯後，將工會活動的重點放在提升「全體勞工」的勞動條件，在過去幾年積極組織非正規勞工，包括定期契約工、承包工、派遣工、臨時工等，以避免勞動條件任由企業「削價競爭」。
最後，新自由主義致使社區組織瓦解、工會孱弱無影響力，社會充斥著被嚴重孤立的個體，形成極端個人化的社會。人民容易受到精心製作的廣告與言論討好偏頗的媒體所煽動，輕信保證「改革」、具個人魅力的領導者，民族主義與戰爭手段都有可能隨時被挑起濫用。在弱化多年的工運尚未復甦前，工會幹部需警覺到民粹主義（populism）對基層勞工的重大影響，同時跨界與更多公共議題的組織合作，尋求大眾輿論的支持，使工會不再只是追求所屬會員福利的「利益團體」，而是關懷勞工身為一個有尊嚴的個體，其每日勞動生活的全面性需求，與台灣的「尊嚴勞動」可說是同一理念。如此一來，屬於勞工與工會的新社會才會誕生。
註1.地球提供有用生物材料與吸納廢物的能力，例如中國擁有全球生物承載力的15%。
註2.人類的生態足跡（ecological footprint）根據世界自然基金會的定義為：計算人類對生態系統需求大小的指標，將隨著人口與消費的增加而成長，也就是「人均自然資源消耗量」，為1992年加拿大生態經濟學家Willian Rees所提出。
註3.「下流社會」一詞為日本社會學家三浦展於2006年著作《下流社會：新社會階級的出現》所提出，意指在全球化趨勢下與社會階級變動中，中產階級漸失去其特徵與優勢，下沉為下層社會的一群。
註4.「格差社會」源自日語，「格」為古漢語，是階級之意。「格差社會」是指伴隨經濟全球化與自由化所產生之社會階級固化、貧富懸殊的現象，不同階級之間的經濟、教育與社會地位差距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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